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大
陕西省森林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陕西省人大
（1982年1月4日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森林保护
第三章 森林管理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爱林护林，植树造林，是全省人民的光荣义务和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人民群众进行爱林护林的宣传教育，动员全省人民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第三条 森林资源包括林木、竹子、林地以及林区范围内的野生植物、动物。
森林按不同效益划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四条 森林属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划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所有，允许继承。
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在自己用地和当地政府划定的地方种植的林木，归种植单位所有。
国家、集体、个人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林木，经过清理登记，明确权属，由县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不准将国有林划给集体和非林业单位，不准将集体林划给个人，不准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林木。
第五条 林业建设必须执行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加强森林保护，大力植树造林，积极抚育改造，合理采伐利用。
第二章 森林保护
第六条 根据森林状况，划定林区县和林区社、队，作为重点保护地区。
林区县由省人民政府划定；林区社由地区行署（市人民政府）划定；林区队由县人民政府划定。
林区县和林区社、队实行以林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要合理安排林区县和林区社、队的粮食购销任务。
第七条 各级林业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建设事业。充实健全林业工作站，根据需要建立林业工作分站和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省、地区（市）和森林面积较大的县，应当建立有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护林防火指挥机构；建立健全林业公安、检察、法院机构。
行政区交界的林区，建立护林联防组织。通往林区的山口要道，由县人民政府设立护林检查站。
人民公社根据需要配备林业专职干部。
第八条 国营林业局、林场和林区社、队，应当建立群众性的基层护林组织，订立护林制度和护林公约；划定护林责任区，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人员。
护林人员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护林政策；
（二）进行巡山检查；
（三）制止一切可能引起破坏森林的行为。
第九条 严禁毁林开荒，禁止陡坡开荒。已经垦种的，必须限期停耕还林。
第十条 严禁乱砍滥伐森林、树木。
林权有争议的，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准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军事禁区和秦岭、巴山、关山、乔山、黄龙山五大山系主梁两侧各一公里范围内的森林，禁止采伐。
五大山系主梁两侧一公里以外的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名胜古迹林、环境保护林、科学试验林以及公路、铁路、河流和渠道两侧的护路、护岸、护渠林木，只许抚育采伐、卫生采伐和更新采伐，不得皆伐。
第十一条 林业管理单位要在林区修建护林防火设施，做好森林火灾预测预报，防止森林火灾，保障森林安全。
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五月底，为森林防火期。防火期内，必须加强火源管理，严格控制用火。
在林区进行生产需要用火的，必须经林业管理单位批准。
发生森林火灾，当地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扑救。驻军和有关部门要主动配合，大力支援。
第十二条 各级林业行政部门和国营林业局、林场，要做好森林病虫害预测预报、综合防治以及林木种苗检疫工作，防止危险性的病虫害传播和蔓延。
第十三条 在珍贵、稀有动物和植物的生长繁殖地区，由省人民政府划定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管理。未经管理单位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生产和狩猎活动。
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必须严加管护，不得任意猎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狩猎，不得使用危害人畜安全和破坏动物资源的狩猎工具和方法。
严禁砍挖古老、珍贵、稀有的树木、植物。
第三章 森林管理
第十四条 国有林按山脉、水系和森林分布情况，设立国营林业局、林场，实行分级管理，建立严格的森林管护和生产责任制。国营林业局、林场的建立、撤销、合并和改变其经营区界，按规定报批。
未建立国营林场的国有林，由县林业行政部门设立管护站。零星小片的国有林，可委托社、队管护，签订合同，林权不变，收益分成。
国营林业局、林场根据需要，组织林区社、队参加各项林业生产活动，付给合理报酬。居住在国有林区而没有集体林的社、队，国营林场要在生产、生活用材方面予以照顾。
第十五条 集体所有的林木，建立社队林场、专业队或包到户、包到劳，负责经营管理，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耕地上的零星树木，可以包给社员经营。
第十六条 严格控制森林采伐量。以国营林业局或林场、林区公社为单位计算，用材林的年采伐量，不得超过年生长量。全省木材生产计划，由省人民政府下达，各级不得层层加码，不准计划外采伐。
国有林的采伐，由国营林业局、林场根据国家计划，制定采伐作业设计，分别报省、地区（市）林业行政部门审批。社队集体和部门、单位采伐自有林木，要提出计划，报县（市、区）林业行政部门审批，发给采伐证。
第十七条 林区木材及半成品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进入林区采伐、收购和加工。
供销、轻工、外贸、社队企业等部门需要的柴、炭、木柄、木棍、沙柳、扫帚、竹子及大宗木竹制品、半成品，均应纳入计划，由林业部门负责组织生产，提供货源。
第十八条 严禁盗伐和非法贩运木材，严禁投机倒把活动。
第十九条 运输木材、竹子和木竹制品、半成品出县的，必须有县林业行政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出省的，必须有省林业行政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明。国家计划调拨的木材，凭批准的调拨计划、运输计划、供货合同运输出境。
第二十条 进入林区狩猎或从事林副业生产，由当地林业管理单位批准。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遵守护林制度，不得毁坏林木，不得破坏资源。
国有林区的林副业生产，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
第二十一条 建立林业基金制度。木材、竹子和林产品征收育林费，征收标准按国家规定执行。林副产品按实际消耗量征收，具体办法由省财政局、省林业局共同制定。
第四章 造林育林
第二十二条 实行全民义务植树。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十一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棵，包栽包活，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它绿化任务。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限期绿化所属地区的宜林地和村旁、路旁、水旁、宅旁，实现《森林法（试行）》要求的森林覆盖面积和绿化任务。
铁路、交通、水利、农垦等部门，要营造护路、护岸、护田林。煤炭、造纸和其他以木材为原料的企业，要建立原料林基地。烧柴困难的地方，要发展薪炭林。
第二十四条 城市、集镇，应当把植树绿化作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发动群众种树、种草、种花，美化环境。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要带头绿化环境。
第二十五条 国营林业局、林场和社、队，在林木采伐后，应当以人工更新为主，于采伐当年或次年内及时更新。积极开展封山育林，进行次生林抚育改造和人工林抚育间伐，促进林木速生丰产，扩大森林资源。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集体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一）连续三年以上无森林火灾，无乱砍滥伐，无毁林开荒的；
（二）在护林中同违法行为作斗争，扑救森林火灾，制止乱砍滥伐，事迹突出的；
（三）育苗造林，封山育林，抚育林木成绩显著的；
（四）在林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中做出优异成绩的。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暂行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毁坏“四旁”树木一棵要栽活三棵，或处以罚款。
（二）盗伐、滥伐、乱砍林木的，除追回木材外，并处以罚款；数量大，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烧毁森林、毁林开荒、毁林搞副业的，应分别情节，责令限期还林，赔偿损失，处以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四）乱捕滥猎国家规定的保护动物，破坏珍禽珍兽和其他野生动物资源的，砍挖古老、珍贵、稀有的植物的，根据情节，处以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五）无证运输木材，拒绝检查，殴打护林人员、木材检查人员的，根据情节，除扣留木材外，分别给予罚款，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六）非法贩运木材，投机倒把，情节较轻的，没收木材，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非法进入林区收购、加工木竹及林副产品的，根据情节，没收木竹及产品，处以罚款。
（八）国家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贪污受贿，使森林遭受破坏的，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给予经济制裁、行政处分的，由林业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处理，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暂行办法授权省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暂行办法和实际需要，可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2年1月4日
“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
作者：韩思阳
【摘要】国内部分法院已有意无意地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作出裁判，行政复议领域的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是其中的代表。两案作为典型案例可能已对下级法院的裁判产生了影响。裁量收缩理论并非万能，其优势在于可以迅速修补僵化的立法、避免曲解现有立法，可以仅通过个案约束裁量权，而非通过立法整体性地取消裁量权。其劣势在于其作用仅限于控制裁量权层面，且易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
法律规范为行政执法预先留有决定空间，此即行政裁量。但在特定条件下，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可能被限制，甚至“收缩至零”，此即德国法上的“裁量收缩理论”。目前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对其有所借鉴，但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涉及。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部分法院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运用该理论作出裁判。本文以整理行政复议领域的若干案例为基础，试图管窥裁量收缩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运用该理论时可能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
一、提出问题：复议机关是否享有裁量权
《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1款：“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从文义上看，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属于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并非法定职责。实际上，复议法和复议条例的这种规定也为之后的大部分地方性法规、规章所遵循。[1]如果再进一步从立法原意角度探究，答案也是同样的。[2]国内大部分学者并未对复议机关是否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问题进行探讨，或者说并未将其“问题化”。[3]少数学者认为第三人是否可以参加复议取决于复议机关的批准，即复议机关没有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法定职责。马怀德教授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第三人‘可以’参加行政复议，而非必须参加行政复议。一般情况下，第三人如果申请参加复议，行政机关应当准许；如果第三人未主动申请，但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应当参加的，可以通知其参加，……”[4]也有认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是法定权利，无需复议机关批准。袁明圣、罗文燕教授认为：“我国原《行政复议条例》第27条规定，同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复议机关批准，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中则没有‘经复议机关批准’这一规定。这种修改实际上体现的一个改变是：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是他的法定权利，毋需行政复议机关的批准。”[5]还有的主张，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是复议机关的法定职责，复议机关对此并无裁量权。[6]
以上分歧表明，复议机关是否享有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的裁量权这个问题，并非可以遽下结论。各种观点的优劣，暂不予置评。本文感兴趣的是，实践中有些法院是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解决该问题的。
二、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例中的运用
案例研究的对象是包括裁判文书及背景资料在内的综合资源还是裁判文书本身，学界大致分成两派。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不能仅局限于裁判文书，而应结合主审法官个人的思维过程、案例的内卷、该案的裁判背景等作综合评价。另一种观点认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应仅限于裁判文书，因为多数公众只能依公布的裁判文书解读案例，故对公众产生效力的就仅限于裁判文书所传达出的信息。也即，案例的裁判文书也就等于案例本身。本文采用后一种观点。也许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并未有意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但如果裁判文书的内容符合该理论的构成要件，就可视为运用了该理论。
（一）典型案例之一：张成银案
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案件中的运用，最典型的莫过于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案。该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案中，复议机关审查的对象是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7]
学者们提及该案时，多从“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角度进行解读。[8]实际上该案也是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一个范本。在德国法上，“裁量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之间选择。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只有一种决定没有裁量瑕疵，其他决定均可能具有裁量瑕疵，行政机关有义务选择剩下的这种决定。这种情况称为‘裁量压缩至零’或者‘裁量收缩’。”[9]裁量收缩理论最为关键的部分是启动要件，即何种情形下需要收缩裁量。台湾学者李建良将裁量收缩理论的内容概括成“主轴、支轴、回轴”，其中的主轴和支轴就是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轴包括所涉法益的重要性、危害法益的强度和严重性，支轴包括基于平等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所构成的行政自我约束。[10]在德国法上，裁量收缩可以从基本权利以及其他宪法规定中推导出来。[11]因此可以认为，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主要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权所构成的约束。
如果行政复议案件符合以上一个或几个裁量收缩的启动要件，那么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就应当受到限制，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收缩至零，即复议机关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从这个角度看张成银案，我们就对二审裁判有了新的理解。“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可理解为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可理解为法院指出本案存在启动裁量收缩的一个要件，即复议机关需受正当程序原则约束。[12]“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可理解为裁量收缩的结果，即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已无裁量权，应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因此该案可看作裁量收缩理论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的经典运用。
（二）典型案例之二：彭淑华案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并非孤例。在彭淑华诉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争讼制度，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应当贯彻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在书面审查办法不足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行政复议机关拟作出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行使复议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未履行通知义务，属于程序违法。自由裁量行为是指法律规范授权行政主体在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前提下，自主采取相应措施，做出裁断的行为。行政自由裁量的边界是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北仑区政府认为，是否通知彭淑华参加行政复议，并听取意见是其自由裁量的范围，该主张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理解。”[13]对本案的关注一般也集中在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上。其实本案也属于在行政复议类案件中运用裁量收缩理论的适例。法院认可了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即“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办法”。随后以“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为由限缩裁量权，本质上也是在用正当程序原则约束裁量权。最终结果是裁量权收缩至零：复议机关“应当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行政复议”。之后法院还特别提到了“体现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法律规范”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这也与裁量收缩理论的要求一致。行政法上有“合义务的裁量”或“受法律约束的裁量”这样的要求，裁量收缩理论实际上是该要求的一种体现。
（三）其他案例
张成银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彭淑华案载于《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两案都属于典型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其他相关的行政复议案例是否皆如此，仍存有疑问。运用“北大法意”所提供的“关联案例”功能，笔者查阅了该数据库所能提供的涉及行政复议第三人问题的所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的裁判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运用裁量收缩理论；认可复议机关裁量权的同时未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否认复议机关享有裁量权。
（四）基本结论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彭淑华案载于2010年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要览》第1卷，其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何影响尚待观察。张成银案公布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此前的案例都没有运用裁量收缩理论，之后的案例除了黄文春案之外，都运用了该理论。这当然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由于张成银案的公布引导了之后的司法实践。不管如何，裁量收缩理论已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行政复议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一定作用。
第二，目前裁量收缩理论的启动要件主要集中于正当程序原则层面。张成银案与彭淑华案的启动要件大体一致，即复议决定可能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该要件本质上属于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其他案例中，谢织国案的启动要件是复议决定可能因此而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除此之外，文艳案与广州市茶?蚺┐逍庞蒙绨傅钠舳????堑谌?擞氡桓匆榫咛逍姓?形?忻飨缘睦??叵担?靡??局噬弦彩粲谡?背绦蛟?虻脑际?Ｆ渌?咐?牟昧渴账跗舳???氲湫桶咐???嗨啤Ｕ庵窒嗨埔沧糁ち饲笆龉鄣悖毫礁龅湫桶咐?锌赡芏灾?蟮乃痉ㄊ导???擞跋臁?br>
三、裁量收缩理论之外的另一种方案
目前有关复议第三人的法律规定过于僵化，法院运用裁量收缩理论判案可看作是对立法不足的一种修补。但这并非唯一的完善之道。既然立法存在问题，那么修正制度就是另一种可行的方案。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没有就复议机关是否应当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进行区别规定。[14]唯一的例外是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诉愿法”第28条规定，诉愿参加有两种形态，一种为任意参加，即该条第1项规定的“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之人，经受理诉愿机关允许，得为诉愿人之利益参加诉愿。受理诉愿机关认有必要时，亦得通知其参加诉愿。”另一种为必要参加，即该条第2项规定的“诉愿决定因撤销或变更原处分，足以影响第三人权益者，受理诉愿机关应于作成诉愿决定之前，通知其参加诉愿程序，表示意见。”[15]
（一）任意参加
任意参加之要件有三：（1）参加人须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2）须为诉愿人利益而参加；（3）须经受理诉愿机关准予参加，或由受理诉愿机关依职权命其参加。[16]任意参加的制度设计来源于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辅助参加制度，[17]而后者又取材于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23条第1项。[18]这种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除前述三个要件外，还有两点：（1）辅助参加并不要求参加人之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案件结果而受到影响，仅需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可。（2）辅助参加人并非案件当事人，案件结果对其不生效力。[19]辅助参加制度的特点说明，辅助参加人是在非常广的范围内进行界定的，如果将其与民事诉讼法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比较的话，那么前者的外延要远大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