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

　
（1993年11月27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3年8月1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的决定》修正2010年11月26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实行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



（一）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



（二）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区域和突出治安问题；



（三）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预防控制违法犯罪；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区矫正人员服务管理、刑满释放和解除教育矫治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学校及周边治安秩序整治和铁路护路联防等工作；



（五）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六）开展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法制观念；



（七）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或者年度计划，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根据所在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制定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负全面责任，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做好教育、防范、管理、建设、打击、改造等方面的工作，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发挥社会职能，各负其责，协作配合，共同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二章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七条省、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设立由相关成员单位组成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工作。



第八条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律、法规、政策和上级工作部署；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协调各部门、社会各方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任务；



（四）制定、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检查、考核本行政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决定有关奖惩事项；



（五）办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设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机制，组织开展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接受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三章专门机关职责



第十条人民法院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履行审判职能，惩处刑事犯罪分子，做好减刑、假释的审理工作；



（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三）依法审理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做好执行和审判监督工作；



（四）发挥调解职能，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业务指导，化解矛盾纠纷，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五）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单位加强管理，消除治安隐患。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



（二）及时受理控告、申诉和处理来信来访；



（三）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改造、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



（四）提出检察建议，推动有关单位加强治安防范；



（五）加强对监外执行工作的检察监督。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分析社会治安形势，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二）针对社会治安状况和突出治安问题，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三）加强对公共场所、特种行业、互联网络和公共交通的安全管理，排查解决治安隐患和突出问题；



（四）合理配置警力，强化农村、社区警务，指导监督治安防范工作；



（五）做好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和改造工作，配合推进社区矫正，做好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



（六）发挥调解作用，疏导和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治安纠纷；



（七）查禁和打击私种、吸食、制贩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八）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工作；



（九）预防和妥善处置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



第十三条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开展维护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



第十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健全完善基层工作网络，提高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二）建立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指导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的调解工作；



（三）对服刑人员和教育矫治人员进行管理教育；



（四）管理和指导公证、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等工作；



（五）做好刑满释放和解除教育矫治人员的管理及安置帮教工作；



（六）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七）强化和完善监所安全管理措施；



（八）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



第四章社会责任



第十五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学校及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各级各类学校和幼托机构的安全防范，维护治安秩序、保障师生安全；把思想品德教育、法制和安全教育列入教学内容，提高师生自防自护能力。



第十六条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和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做好救灾、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调处行政区域界限争议，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第十七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和管理，组织指导有关机构加强职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调解和仲裁劳动争议，加强劳动监察，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刑满释放和解除教育矫治人员就业提供帮助；做好就业服务、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工作。



第十八条国土资源、农牧、林业、水利、人口与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土地权属、土地征用、资源管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



第十九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场所、城镇社区、居民住宅区以及涉及国计民生重要设施的社会治安防范设施建设纳入建设规划，并加强实施过程中的监管；预防和化解涉及城市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的治安管理。



第二十条工商、质量技术监督、价格、税务等部门应当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不正当竞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传销、偷逃骗税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交通、民航、铁路、航运等部门应当维护公路、铁路、航道、车站、机场、码头的运输秩序和治安秩序；预防劫机、劫车等事件发生；做好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违禁物品的查堵工作；防范公共交通场所和运输途中的抢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抢劫、盗窃以及破坏交通运输设施、运输安全和利用交通工具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国有企业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调查分析影响企业稳定的相关信息，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三条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通信等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工作；依法加强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互联网和网吧的管理；加强对互联网、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的安全管理；会同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和打击制作、出版、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四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及时查处安全生产事故；督促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消除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



第二十五条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调处化解民族、宗教方面影响社会治安的矛盾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制止和取缔非法宗教活动。



第二十六条信访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协同有关部门妥善处理群体性上访事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信息。



第二十七条卫生、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医疗、食品、药品市场的监督管理，查禁有毒有害食品、假冒伪劣药品和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防止食品、药品公共安全事故；做好吸毒人员和传染性疾病的检测、检查和治疗工作以及精神病人的医疗和康复工作；依法管理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



第二十八条海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进出境人员、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监督管理，依法打击走私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九条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指导、推动各金融机构的安全防范工作，监督金融单位严格内部安全管理；会同公安机关监督、检查、指导金融机构预防金融诈骗、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打击侵害金融安全和制售假币、洗钱等犯罪活动；预防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十条县（市、区）、乡镇人民武装部应当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三十一条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人民团体应当加强对职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工作，维护其合法权益；参与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第三十二条供水、供电、供热、燃油、燃气等管理部门及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设施运行的安全管护工作，落实防范措施，协同有关部门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



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麻醉药品、放射性物质等物品的管理部门及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工作，严密防范措施。



第三十三条物业、保安等社会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管理和服务职责，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化解小区邻里矛盾，做好责任区内的安全防范工作。



第三十四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应当制定社会治安方面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组织，组织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掌握流动人口、重点人群、出租房屋等社情动态，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社会治安防范和整治工作。



第三十五条公民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邻里关系，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协助有关单位做好社会治安防范工作。



第五章工作保障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



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应当由县级财政予以保障。



省发展与改革、财政部门应当将城市技防建设和经济困难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社会公共安全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安排。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保障本部门、本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



群防群治所需经费采取政府和受益单位出资、社会捐助等形式解决。



第三十七条省、市（州）、县（市、区）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和司法救助、民政救济等方面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员，解决其在生活、就学、医疗、诉讼等方面的困难。



第三十八条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报告制度。成员单位应当定期向本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报告有关工作信息，对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重大事项和需要协调解决的其他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并提出对策建议。



第六章考核奖惩



第三十九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绩应当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评先授奖、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和干部晋职晋级时，应当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绩作为重要依据。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应当每年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通报同级人事、监察部门。



第四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十二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予以通报批评、黄牌警告或者一票否决；对责任人由其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责任和工作措施不落实，没有完成目标管理任务，治安秩序长期混乱或者某一类刑事案件在一段时期内频繁发生，人民群众严重缺乏安全感的；



（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及时，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重大民事转刑事案件的；



（三）对重大治安隐患排查整治不重视或者对有关部门提出的警告、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整改不力或者拒不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或者重大刑事案件有意隐瞒不报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第四十三条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由批准机关撤销荣誉称号，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四条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寄生在司法审判之上的毒瘤
——伪证问题研究

漳县人民法院 任 玉 林

我国对证据法的研究历来都是从积极方面研究多，而从消极方面研究少。专家学者对电子证据等热门问题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很多，但对困扰诉讼的伪证问题不要说是现在，以前的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就是专门研讨证据问题的2001年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三届理论讨论会也未将伪证问题列入选题范围。专家学者可能认为伪证问题没有研究价值而不屑一顾，但作为在审判一线天天办案的法官，就不能对伪证问题等闲视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了。因为证据是一切诉讼活动的轴心，“审判是一种把一片片证据拼在一起的工作”，伪证一旦被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将会使证据链“隐性”断裂，给整个案件、给对方当事人及法官本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故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伪证问题作较全面的研讨。
一、伪证的概念及伪证行为的特征
伪证不是一个新概念，然而仍难找到准确的定义，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看法，“伪证是证人在法庭上作假证”，“伪证通常是故意作虚伪证明” ，《牛津法律大辞典》对伪证的解释为：“在诉讼中，已经进行了法律宣誓的证人或译员，故意作他明知是虚假的或他不相信是真实的陈述。”……笔者认为这些定义都不太准确。《现代汉语词典》对伪证一词的解释是：“假造的证据，指案件进行侦查或审理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或翻译人故意做出的虚假证明、鉴定和翻译”[ ]。由于在行政执法及仲裁等活动中也会出现伪证，当事人陈述和勘验笔录在诉讼法上也是证据，而该解释并未包括，虽有“记录人”，却无“虚假记录”，故上述定义也不准确。笔者以为，所谓伪证（false withess），就是行为人故意提供或做出的虚假不实的证据，如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或勘验人故意做出的虚假陈述及举证、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或勘验等。从证据法上看，伪证虽然具有证据的形式，但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这也正是之所以称其“伪”的根本所在。本文主要研究案件审判中的伪证。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将伪证同错证、疑证区别开来。错证是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陷害他人的意图，但由于对案件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真实，或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失实，未能准确地再现事实真相而作出的与事实不符或不完全相符的证据。如证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或了解得不够准确，或记忆不清，或因陈述时措辞不准，而作了错证；鉴定人因业务水平低或者粗心大意，做了错误的鉴定；勘验人对现场或物品未仔细测量、检验、拍照而做了错误的笔录；翻译因未听懂或未听清而错译、漏译等。错证往往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或行为人能力有限失误而致，行为人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因此不属伪证[2]。
疑证是真实性存有疑问，难以认定的证据。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疑证，有时经庭审质证及庭后调查，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疑点。疑证有可能是伪证，但不全是伪证，在未确认之前，不能按伪证对待。
伪证行为即制造伪证的行为，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在性质上是妨害司法秩序、危害国家司法权同时还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行为，目的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侵害其他当事人合法利益或免除自己的法定义务；情节及后果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未造成后果、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行为，情节就轻，证人宣誓或具结后又作伪证、导致错案、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伪证行为，情节就重。
伪证行为在客观上是行为人实施了作伪证的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人（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提供伪证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使用暴力、胁迫、贿买、引诱、欺骗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等，作伪的具体手段则是多种多样。有人认为，伪证行为一般是积极作为，也有应该作为而不作为的，如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应属特殊的伪证行为[3]。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伪证行为属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就是不应该作为的，哪里有应该作为的伪证行为？伪证之所以是伪证，就是因为其本来就是虚假而不存在的，“伪者，人为之，非天真也。”它的产生，必需有人主动去制造，不作为怎能生产出伪证？证人拒证及持有证据的人不提供证据，实质上是不履行作证义务和隐匿证据的行为，并不是故意作假证的行为，在性质上应是妨害诉讼和证据的行为。
伪证行为的主体是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既有自然人又有单位，主要是自然人，统称伪证行为人。对记录人能否成为伪证罪及伪证行为的主体一直有争议。否定说认为，记录人在诉讼中的记录活动实际上是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不是形成证据的活动，不具有作证的意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伪证行为，其虚假记录不具有伪证的性质；从国外的立法情况看，日本、瑞士、韩国、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均不包括记录人在内；因此记录人不能成为伪证主体，其虚假记录行为实质上是对证据进行篡改或隐匿的行为，应按“妨害证据”定性处理[4]。笔者认为，否定说对记录人的地位及笔录的归属理解有失狭隘，记录人的记录活动不仅是职务行为，同时也同翻译人的翻译行为一样，是以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翻译人是用语言方式）“再现”证据内容或“转换”证据形式的活动，具有“作证”的性质。审判笔录是一种综合性证据，它不仅记录案件证据的情况，而且记录整个审理过程。它反映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内容，记录了物证、书证的出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的宣读等情况及质证过程。它还反映了程序过程，如审判行为的展开、公诉人的公诉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审判的情况。审判笔录有重要的证明作用，它是本级法官判决的基本依据，也是上级法院审查的主要证据形式与内容，在上诉案件的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其它证据无法替代的证明作用。“对上诉来说，完整且易懂的审判记录至关重要。上诉法院既不能推测在审判中发生的事情，也不能盲目相信律师就下级法院审判中发生事件的没有证实的陈述。上级法院只能根据由原审法院的书记员正式传递的有关该审判的正式书面记录采取行动。”[5]　我国刑法第305条及民诉法、行诉法的有关规定自有其道理，不能用外国的法律来否定我国的法律，况且外国的法律也没有完全否定笔录作为证据，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2002年7月修订)第74条规定“侦查行为的笔录和审判行为的笔录”是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记录人有义务作如实记录，故意作虚假记录就构成伪证行为。
还有人认为，刑法、行诉法规定的伪证主体只是自然人，因此单位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况且对单位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许多行为单位都能构成，伪证行为也无例外的理由。民诉法第102条明确规定单位能成为伪证行为的主体，现实中许多单位出具假证明，甚至有组织地集体作伪证，如果不用“两罚制”来处理，是很难遏制的。
二、伪证的种类
对伪证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对伪证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和认识。
1.按伪证内容的载体可分为：（1）伪书证；（2）伪物证；（3）伪视听资料；（4）伪普通证人证言、伪专家证言；（5）伪当事人（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供述或辩解）；（6）伪鉴定结论、伪鉴定人陈述；（7）伪侦查、审判笔录。即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证据都有出现伪证的可能[6]。
2. 按伪证内容与案件实体处理的关系可以分为：必然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可能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不影响案件处理的伪证。
3. 按伪证行为人的态度可分为：主动伪证、被动伪证。主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陷害他人而制造、提供的伪证。被动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胁迫、利诱、欺骗之下出具的伪证。相比之下，主动伪证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深，也比被动伪证更难识别。
4. 按伪证是否造成错案的结果可分为：造成错案的伪证、未造成错案的伪证。
5.按伪证产生的时间可分为：诉前伪证、诉中伪证、诉后伪证。诉前伪证是指伪证行为人在诉讼开始前，故意制造并企图引起诉讼的虚假证据。诉中伪证是指在诉讼开始后，伪证行为人意图通过法院的审判，达到损害对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加重对方（或另一方）义务，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诉后伪证是指在诉讼结束后，伪证行为人为挽回不利的诉讼结局，向有关机关上访、申诉时故意制造、提供的虚假证据。
6. 按伪证的取得来源可分为：当事人举证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司法机关收集、调查的伪证是指司法机关在收集、调查证据过程中，有关人员受当事人指使、贿买、胁迫或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的影响，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的与事实不符或相反的证据。
7. 按证据的新旧类型可分为：传统伪证、新型伪证。新型伪证是指在实践中新出现的不同于旧形式的伪证，如电子伪证、科技伪证。
8. 按制造和提供伪证的主体可分为：当事人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当事人伪证即原告（人）、被告（人）、第三人、受害人制造、提供的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勘验人制造、提供的伪证。亦可分为自然人伪证和单位伪证。
此外还可以做如下划分：依伪证针对的司法机关可分为：对侦查机关所作的伪证、对检察机关所作的伪证、对审判机关所作的伪证；依伪证所处的审判阶段可分为：一审伪证、二审伪证、再审伪证；依伪证与开庭审理的关系可分为：庭审前的伪证、庭审中的伪证、庭审后的伪证；依伪证在同一份证据中所占比例的不同可分为：全部伪证和部分伪证；依诉讼的性质可分为：民事诉讼伪证、行政诉讼伪证和刑事诉讼伪证。
由此可见，不同种类的伪证，对司法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因此，对各种伪证不能等量齐观，而应实事求是，根据伪证各自的社会危害性做出恰当处理。
三、伪证的产生根源
伪证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从有诉讼时起，就产生伪证问题，只要有诉讼存在，伪证就有可能产生。据学者考证，古巴比伦就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 。“伪券之奸，世多有之，巧诈百端，不可胜察。”[7]早在我国宋代，不法之徒就采取种种手段，大肆仿造、变造地契等书证，“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异其土名，或漏落差舛步亩四至。”[8] 既是在当代，伪证也是屡禁不止。如果说刘少奇案件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炮制的长达74页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除去政治因素，便是共和国最大的伪证了。伪证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有着深刻的产生根源。
（一）利益根源：物质上和精神上有利可图，是当事人自己作伪和指使、贿卖、胁迫他人作伪以及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愿意作伪的最根本原因所在。“利之所在，虽微必争。”[9]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达到胜诉得“利”（物质利益和名誉）的目的，就自然不择手段地要在证据上下手了。
（二）社会根源：说假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政治欺骗、经济诈骗、日常说谎等行为是一种不可避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造假在我国已成为一种邪恶的社会风气，见之于大街小巷的“办证”之类的“胡喷”小广告就是典型事例，更有甚者，社会上竟然有人伪造中央军委文件、冒充将军行骗[10]，连神圣的科学界也有人伪造科研成果。而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各种欺骗、说谎表现在诉讼中就是伪证，它是当前社会诚信缺失，制假售假泛滥等社会现象在诉讼中的反映。
（三）制度根源：现行制度中不完善的方面，也是伪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制度设计有漏洞：（1）刑法的局限性——对民事、行政案件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民、行案件中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伪造证据或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11]。而民诉法第102条和行诉法第49条规定的“伪造证据”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为“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自然包括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但刑法没有为其设计相应的罪名，该规定就形同虚设。事实上民行诉讼中情节严重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绝不亚于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不将其定罪，实在是放纵犯罪。考察国外立法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法国、瑞士、韩国均未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俄罗斯刑法还将受害人规定为伪证罪的主体之一，把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在英美法系国家伪证罪也可以发生在民事诉讼中，且普通法以外的制定法常规定在行政等非司法程序（如申报退税或申请退休金）中，行为人故意作伪誓的，也构成伪证罪。无论是从伪证罪的性质看，还是比较世界各国的立法情况，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疏漏，其实是传统“重刑轻民”观念的体现。从而使民、行诉讼中的主要伪证行为人基本无刑罚后顾之忧，敢做伪证。
（2）处罚力度小——刑期低、罚款少。我国刑法对伪证犯罪的处刑规定为三年以下或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民诉法和行诉法对个人伪证行为的处理规定为1000元以下罚款（有上限而无下限），十五日以下拘留；民诉法还规定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而国外因伪证妨碍司法被视为重罪，如《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2条“任何人犯伪证罪，构成可诉罪，处14年以下监禁；但是为使他人被处以死刑而作伪证者，最高可处终身监禁”。在法国，民事诉讼中作伪证处3年监禁，并可科以30万法郎的罚金，在刑事诉讼中作伪证要处7年监禁并科70万法郎的罚金。香港把有关伪证方面的犯罪规定为公诉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39条规定，已经宣誓的当事人进行虚伪陈述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台湾民诉法规定证人具结而故意为虚伪陈述，足以影响裁判结果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瑞士的规定更为严厉，其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307条规定“作为证人、鉴定人、文字翻译或者口头翻译，在法院程序中作错误陈述、错误鉴定或者错误翻译的，处5年重惩役或监禁刑。”即使是“错误的证词、鉴定或翻译所涉及的事实对法官的裁判无关紧要的，处6个月以下监禁刑。”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伪证的法律规定，值得我们借鉴。比较而言，我国对伪证罪的处刑较低，也不适用罚金，震慑力不大。如果伪证影响了法官公正裁判 ，造成了严重后果，则现有制裁措施就显得太轻。另一方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标的较大，动辄几十万、成百万，甚至上千万，冒1000元以下罚款的风险，而做大标的案件的伪证相当划算。从而使伪证行为人作伪证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愿作伪证。
（3）法律之间不协调甚至有矛盾，没有形成系统的伪证惩罚规则体系。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对伪证行为的处理由三大诉讼法及刑法各自规定，由于制定时间的先后及认识差异等原因，法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甚至有矛盾的地方，主要有：按刑法规定，民行诉讼中对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却对有如实作证法定义务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的主要伪证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行诉法对伪证行为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的制裁措施，而民诉法未规定；民诉法对伪造证据行为的处罚情节起点规定为“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而行诉法未限制，从而变相使轻微伪造证据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成为“合法行为”；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可以对单位伪证处罚，而行诉法无对单位处罚的规定，自然也就对单位伪证不能处罚，如果一定要处罚，也只能参照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按处罚个人的标准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12]，明显太轻，而刑法也无单位伪证的规定；刑法都对帮助当事人、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有规定，而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制裁之外，以致形成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连民事制裁都够不上的法律矛盾；按民诉法、行诉法的规定，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到法律制裁乃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刑诉法却对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没有规定，造成当事人指使他人伪造证据及别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要受刑罚处罚，而当事人自己伪造证据却不负刑事责任的不平衡状态；刑法都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指使他人作伪证和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从重处罚，但民诉法、行诉法却无规定。三大类诉讼固然有区别，但伪证对国家司法秩序的危害却没有质的不同，在处理上应当统一协调，形成系统的惩罚规则体系。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或制定证据法时能充分考虑。
（4）伪证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我国程序及实体法规定的对伪证行为人的制裁措施，均属从妨害诉讼的角度，赋予司法机关对伪证者制裁的权力，而没有考虑到客观上伪证行为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未明确规定伪证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更是没有一件伪证行为人因作伪证而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实际上，伪证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法理论所确定的民事侵权行为的特征和构成要件。让伪证行为人逃脱民事责任，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伪证行为人，降低了其违法犯罪成本。
（5）制裁程序有欠缺。民诉法把对伪证行为处以罚款与拘留视为强制措施，理论上存在问题，实为制裁措施，在修改时应予更正。有些伪证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发现并认定，有些伪证可能通过上诉、再审之后才能最后得以认定。法律并没有对伪证制裁的机构、时机等相关程序做出明确规定，以致造成伪证制裁可有可无的局面。
（6）证人制度有缺陷。证人证言在诉讼中无疑是相当重要的证据，但我国的证人制度在证人保护、补偿、出庭、宣誓等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与缺失，使得证人特别是关键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甚至在受到威胁利诱时作伪证。司法实际中，民、行案件的证人普遍不出庭，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也成了老大难，落实不了，证人写个不痛不痒的证明或接受了司法机关的调查，在笔录上签个字或捺个指印便算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证人在受到威胁时怕安全得不到保障而违心地作伪证；没有足够的补偿，容易受利诱而作伪证；即使是作了伪证，也没有出庭时当面对质的难堪；没有宣誓，就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作了伪证也就没有多大的心理负担。
（7）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在有利诉讼的同时，也为伪证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践中当事人为了为追求利己的诉讼结果，千方百计地寻找有利证据，举来的证据鱼目混珠，难免有一部分是伪证。
2. 制度执行不力。对伪证行为怠于制裁，让现有的法律制裁措施闲置，是伪证现象难以遏制的又一原因。现实中的法官往往致力于如何对案件做出正确裁判，因对伪证的认定有困难、制裁存在风险、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等原因，大多数法官对诉讼中发现的伪证，仅仅是排除其证据效力，对伪证行为人常常只是批评教育一下了事，鲜少进行严厉制裁。这无疑是姑息放纵了伪证行为人，助长了其作伪证的气焰，以后不仅不会收敛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法律虽然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实际中还是屡禁不止，因此由司法机关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些伪证。这是伪证产生的另一个特殊原因，也是最不该产生的伪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佘祥林案就是最好的注脚。
（四）技术根源：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把双刃剑，它在为打击伪证提供有力帮助的同时，也为制造伪证提供了技术支持，使作伪的手段由传统发展到了现代化，使原来不可能有的伪证得以出现。如电子伪证就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出现和普及而产生的，伪亲子鉴定也是因有亲子鉴定技术而出现的。
（五）文化根源：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淡漠而人情关系极重，生活圈里的讲情面、讲义气、爱面子、不爱得罪人等成了许多人生活中的金科玉律，因此而产生的伪证也不在少数。“进了庙门要跪哩，进了衙门要赖哩”，是中国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法谚”。究竟如何“赖”，一方面是不承认，百般抵赖，另一方面就是提供伪证，混淆视听。这些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给伪证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使得人们对作伪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是“好人”和“聪明能干”的表现。而在伊斯兰文化中，说谎话和作伪证属于大罪，“严禁谎言和伪证”[13]。相形之下，结论凸现。
四、伪证的危害性
伪证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为害甚烈，主要表现在：
（一）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危害。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而一方当事人的伪证行为，更加激化了矛盾，使得一些本来可以调处的案件，调解不了，从而制造了新的不和谐，给社会风气也造成了极坏影响。
（二）影响了案件质量，甚至造成了错案，人为地浪费了诉讼资源、增大了司法成本，从而影响了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实现。
（三）侵害国家司法权，妨害了正常的诉讼秩序。亵渎了法律尊严，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造成损害。
（四）危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伪证行为人主观上的直接侵害对象就是其他（主要是对方）当事人，其直接后果就必然是损害其他当事人权利或加重其义务。
（五）危害法官自身。伪证的出现，使法官不得不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和质证，人为地增大了工作量。最为严重的是，将因此增大法官办错案而被追究的几率，使法官的从业风险大大增加。
五、当前诉讼中伪证现象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