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区矫正的理性思辩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胡配军


目前，社区矫正在我国已呈方兴未艾之势，试点已至18省市，阶段性成就非常喜人，在肯定试点实践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笔者觉得，尽管这一年多时间中，我国社区矫正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实践上有了很多的突破。但是我们的试点总体上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各试点地区对社区矫正“只做不说不议，各自为战”，社区矫正理论指导明显滞后；学术界对社区矫正也关注不足：学术研究社区矫正的人少、研究社区矫正理论的文章专著更少。对此，我们有必要加强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社区矫正工作。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一年多社区矫正实践中已经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分析，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自己对我国社区矫正的几点理论思辩。
一、社区矫正的性质
社区矫正如何定性？这是社区矫正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研究，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社区矫正是非行刑处遇，在这种观点看来，社区矫正就是以社区为主导，由社区来矫正。进一步讲，所谓社区必须是自治性群众联合体，社区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淡化，社区是市民性的地域概念，而非行政性地区划分。在美国，一些观护性的社区矫正活动就是由社区按照国家的要求，自主地进行活动，社区矫正纳入了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显然，自治性群众组织不适合掌握国家的行刑权力，这又反证了社区矫正的非行刑性。二是认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在这种观点看来，社区矫正仍然是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只是处罚不用监禁，限制其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只是在社区中矫正，矫正的主体是国家建立的专门矫正机构，具体的矫正活动由专门的矫正官员负责。社区只是矫正的场所，它可以为矫正提供许多的资源帮助。社区矫正的行刑权力不能由社区自主，只能由专门机构行使。社区矫正定性的上述观点分歧，根源在于如何理解社区在社区矫正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社区矫正还是定性为一种行刑方式比较妥当。第一，我国积淀数千年的法文化传统，一直取重刑主义，对那些已触犯刑律、应当定罪量刑的行为，不施以一定的行刑处罚，不符合我国历来的法文化价值取向。被社区矫正者，他们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这一点毫无争议，对待犯罪，如果不用刑罚还能用什么？如果不用刑罚又如何保护被犯罪侵害的正义。第二，将社区矫正看作是一种非行刑 处遇，容易混淆社区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区别。在我国，社区工作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不具有刑事执法属性；而社区矫正是一个刑罚学概念，具有刑事执法性质。社区矫正中有大量的社区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社区志愿者参与，但是，这些社区工作及社区志愿者的活动参与只是辅助性的事务，对被矫正者的管理、考核、对矫正活动的组织落实，还是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及人员运用刑罚权力来组织实施。第三，即使在国外，社区矫正也是一种惩治犯罪的刑罚举措。例如，在美国，每年有近600万的犯罪分子被处以社区矫正，而这些犯罪分子不论是何种不良行为都是经过诉讼程序而后被定罪量刑处以社区矫正。“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区矫正在刑事司法执法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第四，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仍是行政色彩浓烈的机构性矫正，不属于非机构性矫正。这种机构建在社区，并不隶属于社区。机构性矫正活动仍属于国家机关的司法行政活动的范畴，不是社区的非政府的自治性活动。
二、社区矫正的对象选择标准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这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前提。按照司法部的解释，凡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都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具体地讲，主要是五种罪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这样的选择标准虽然可以保证公正但明显不合理。
第一，这种选择标准的界定只是一种强制性规定，没有能够提供一种可以作为基础性评判的客观依据。
第二，这种硬性规定反映了我国对社区矫正在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约束状态下的无可奈何，体现了我国社区矫正对象视域的狭窄。
第三，五种对象的选定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标准应从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两方面进行判定。只要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恶习不深、主观恶性较小，可以将他们留在社会上服刑的，就应当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在不得不监禁惩罚的情况下，也应当尽量宿短监禁时间，让他们早日回到社会接受社区矫正。
在社区矫正的对象视域方面，由于法律的制约，我国试点阶段的对象只是被法院定罪处罚的五种人，这五种人都身在社区。但是，但从社区矫正的应然条件看，被判处拘役刑的罪犯，被刑事自诉的罪犯，他们的罪行相对较轻，社会危险性也不大，完全可以将这类罪犯置于社区或经过短期监禁震摄回到社区进行社区矫正。另外，被判处罚金刑的罪犯，他们已属于身在社区的情形，但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罚金只表明对犯罪行为的处罚，但他们的犯罪思想与行为还有待于社区矫正，这样才能促进犯罪行为人从新适应今后的社会生活，不致再危害社会。
将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人作为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其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些人都是身处于社区。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一是将这五种犯罪分子合在一起作为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误导了社会认识。社会上据此简单化地理解为“犯了罪可以不进监狱”。其实在这五种犯罪分子中，并不都是犯了罪不进监狱。只有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才属于犯了罪不进监狱的情形；而假释、监外执行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都是应服监禁刑而后基于某种原因回到社会。二是监外执行者虽然也身处于社区，但又与其他四类人不同，监外执行者只是暂时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而走进社区，他们还将回到监狱，而其他四类人一般都不会进监狱。监外执行者并没有脱离监狱而成为社区的正式成员，他们所受的教育改造是监禁式教育改造，社区矫正与他们今后将继续接受的监禁改造能不能接轨值得怀疑。实践中，这类罪犯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的麻烦也非常多，据笔者调查所知，不少基层从事具体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反映：“对监外执行者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其原因在于他们身份关系不在社区。”不少基层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监外执行者纳入社区矫正对象的范畴，认为“他们是监狱人，而不社区人”。三是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形有两种，社区矫正对象中的剥夺政治权利者无法确知指的是哪一种？还是两种都包含在内？如果两种都包含在内，则被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服完监禁刑后又将服非监禁刑；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却又没有明确所指。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只能适用于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被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回归社会之前，已经完成了教育改造的过程，社区可以为促进其适应社会生活对其开展社会工作，但决不能对其实施社区矫正。
三、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促动
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一种矫正举措，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已经产生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有人认为社区矫正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只是在我国几十年行刑实践基础上，对过去行刑实践的修补与完善；有人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的改革；也有人认为社区矫正不仅是对行刑方式的改革，更是一种刑罚制度的改革。笔者觉得，要正确认识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行刑领域来考量，社区矫正对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刑事立法、司法到刑事执法、法律监督，都有所触及，如果要全面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我们就必须从刑事立法到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进行完整的刑事改革活动。
一是在刑事立法方面，现有的刑事法律已经暴露出与社区矫正不相适应的许多情形。尽快修订刑事法律，尽早在刑事法律中写入社区矫正的有关内容、协调社区矫正与现行若干法律规定之间矛盾正是当务之急。否则社区矫正不仅名不正，而且会越来越多地遭遇人们从法律角度的质疑。
二是在刑事司法方面，对犯罪人的量刑应当考虑转变只有峻刑能才能保证稳定的思想，对能不监禁的轻刑犯尽量不判处监禁刑罚；对能减少监禁时间的罪犯应当尽可能控制监禁期限。取消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留看守所服刑的规定，把本应判处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全部处以社区矫正刑罚。
三是在刑事执法方面，要转变只有监禁才能改造罪犯的观念。在监狱，努力扩大监禁刑的假释面，取消假释的比例限制，凡是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都应当被假释。在社区，建立并完善社区矫正刑罚运作体系，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充分保障。
四是在法律监督上，要加强法律监督。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权力，同样适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的规则，社区矫正是否公正、具体处遇是否适当，矫正人员能否依法矫正，必须要有完整的法律监督体制。据2003年8月19日的《沈阳今报》报道，1995年11月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大连“黑老大”邹显卫，尽管在大连监狱过着皇帝般的“幸福生活”，但其仍不满足，硬是买通监狱方办了个社区矫正，并最终导致他率团伙持枪在大连开发区一家洗浴中心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因此，以社区矫正为名的司法腐败如非正当的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值得警惕，尤其是检察院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检察院特别要注意适应这种新工作环境的需要，努力为社区矫正的公正与良性运作保驾护航。
四、社区矫正彰显的刑罚轻缓
刑罚走向轻缓是当今国际刑罚发展的总体趋势，社区矫正适应刑罚发展的时代需要，表现出了应有的轻缓特性——让可以不进监狱的犯罪行为人尽量不进监狱，让能减少监禁时间的犯罪行为人尽可能减少监禁时间，让可以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的犯罪行为人尽量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相对于监禁刑来讲，社区矫正的人道、轻缓都勿庸置疑。但是，如果就此认定社区矫正就是一种轻缓的刑罚，则是对社区矫正片面的误读。将我国当前社区矫正对象应承担的义务与过去的法律规定的义务相比较，则可以发现，现在的社区矫正对被矫正者的义务要求已不再仅限于接受管理和监督，而且要参加公益劳动、接受各种教育，被矫正者对矫正官员的汇报义务成了每周必做的事，在被矫正者承担的义务方面，无论是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还是剥夺政治权利，都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有些罪犯甚至于在服完监禁刑后，还需要再服社区矫正刑。由此观察，我国当前试点的社区矫正既有轻缓的一面，也有不轻缓甚至于刑罚趋严的一面。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许多不良行为人被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畴，通过诉讼判决，进入社区接受社区矫正，这其中的许多不良行为人在我国不认为是犯罪，对这些在我国并不构成犯罪的不良行为处以社区矫正刑罚也不可谓不重。鉴于社区矫正需要罪犯负有更多的法律义务，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监狱犯人“宁愿用较短的时间在看守所或监狱而不愿长时间在社区的监督下。”（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其惩罚的严厉性也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应当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的这种双面性。在量刑上，尽量从刑罚轻缓的趋势出发，多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在具体的行刑活动上，则不能回避社区矫正管理与教育趋严的要求。顺便提及，由于社区矫正的出现，劳动教养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从处罚的轻重来讲，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社区矫正是刑事处罚，社区矫正在性质上严于劳动教养，但从刑罚对被处罚人的感受来讲，劳动教养实为监禁模式，剥夺着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模式，不剥夺人身自由，社区矫正刑罚的酷烈程度轻于劳动教养。因此，与其让劳动教养这样不是刑事处罚甚于刑事处罚，还不如将劳动教养纳入刑事治理体系，施以社区矫正刑罚倒更能让人接受。况且，劳动教养所针对的轻微违法犯罪也非常适合于社区矫正情形。



论一审终结无限申诉再审不再

金小明


摘要：案件一开审就应弄清案情原委，作出公正判决，不必二审三审。一审会发生错判，二审三审同样会发生错误判决。因此，消除判决不公不在于提高审理级别增加审理次数，而在于保持无限申诉来增加行贿法官的风险，并以重拳监审法官办案抑制再审的连环发生。这就要求对司法公正保证机制进行改造，设计出一审终结无限申诉并重拳监审的案件审理机制，制作以办案质量三项指标为中心内容的判决书表格形式。其法理依据一是法官掌握了裁判权，判决不公由法官品行和司法监督缺失引起；法理依据二是无限制地追求公正系天赋人权的必然，设计终审会导致当事人与终审法官暗中交易，不择手段去谋取最终胜诉。
关键词：一审终结无限申诉；重拳监审；司法公正保证机制的改造；办案质量三项指标；判决书表格形式
一、 问题辩析
据《信息时报》[1]“今日开庭”栏目，《民事诉讼法[2]（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将设三审解决二审的地方保护弊端与法律统一适用问题，并将于年底交全国人大审议。这种建议似乎有点不着边际！原因一是冤假错案的产生由法官操守和司法监督的缺失引起，地方保护或当事人只能通过暗中交易施加影响而已；原因二是增加三审虽可一定程度地削弱地方保护，但本质是将当事人、律师、（主管）法官三者间的交易和权力干预由二审推移到三审，无谓地增加了司法成本。至于个案特殊性引发的法律统一适用问题，如果设计在监审法院再审或人大表决中解释难道不比三审的层次更高法理意境更深？如果其关键主张是设置三审取消再审，不管案件办得是否公正，统统结束于省级法院。则这种主张是基于三个不成立的假设上的：一是假设第三次审理绝对正确公正，而再审会使一个案件的审理不得完不得了；二是假设司法腐败源于（地市）中级法院级别低而非法官品行；三是假设（省）高级法院廉洁自律且素质高，办案效率高成本低。
一直以来，司法公正问题的本质为：对法官办案过程缺乏监审考核机制，导致法官敢于受贿而枉法裁决，并主动同权力勾结；现行终审的设置和再审的软弱，使得当事人行贿终审办案法官谋求最终胜诉；司法结构体系同政府对应，办案程序复杂而冗长，司法独立有限，司法机构庞大而资源浪费惊人；立法没有扣住物质（人性）规律，法律条文无限增加，法律知识不易普及，司法操作离不开律师，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设置三审终结制基本上会使这些问题恶化，因而可以认为《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是虚设课题。
围绕《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今日开庭”展开了有关议论。下面就其观点进行辩析。
“有了三审制就应结束再审”的观点无异于将“第三次审理”设定为公正判决的标准，其结果是三审绝对正确绝对权威，进而形成搞定三审就能赢的荒唐局面。其实终审是形式上的，一审完结无限申诉才是本质，因而三审制是错误的，结束再审则是错上加错。
报载“因审级较低，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是过于多虑，因法律操作质量主要取决于法官操行而非能力，即使遇上疑难案殊案也可由审理法院专业人员作技术处理，何况按市场机制招聘可调整司法人才的流动方向，使高级司法人才按需求结构就业于各级法院，在此基础上，再将再审法院设置在省级以上，那样办案质量还能没保证？
报载“审判监督程序频繁启动” 的真正原因是法官枉法办案可逃避惩罚，而不能归咎当事人嗜好打官司。自古以来，申诉者多为弱势群体，其申诉之路饱蘸着血和泪，把“再审无限”的设计说成是当事人无休止地打官司的通道真是无聊至极。
法官裁判权威来自判决的公正性而不是报载的判决一锤定音。是否结束再审应围绕事实依据法律准绳原则对办案法官的工作进行审查而后定。一个案件应结束于公正结束于当事人诸方心服口服。为了得到公正的判决结果，法院应不怨其烦地再审，因为公正地办好每一件案是法院的全部工作，引发再审是下级法院工作错误造成的，纠正这种错误监审法院责无旁贷。枉法法官最希望的是自己所作判决是最终的最权威的，这样一来其作弊就没有风险。
报载似是在抱怨监审或再审“把公平的概念推向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监审再审的设置本是以公正和当事人诸方意愿一致为案件审理终结依据，反映了追求人权和保护公正的无限性，体现了司法工作的公正性质，有何问题呢？
二、基本司法公正法理
设计一审终结无限申诉的司法操作原则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其依据是如下基本法理。增加三审结束再审恰是违背下述法理的。
（一）法理系
1．一审终结之理
司法实践表明，二审或建议设置的三审往往是重复一审工作内容。原因是任何一个案件只要开审，就必须搞清全部事实，完成一套必经审理程序，作出判决，无需二审三审纠正。况且这种“纠正”从概率上讲必有50%会发生错误，从枉法办案讲必然是越纠越错。设置更多的审理环节虽能有限提高暗箱操作的门槛值，却使司法成本和当事人负担大幅提高，办案时间大幅延长，并使涉案人员增多，案情变得更复杂又不能改变当事人行贿终审法官的本质。一审终结是指依照诉讼法规定，案情完全清楚，必经审理程序运行完毕，可以申请执行，并非追求公正的终止而是办案形式上完毕。一审终结后是无限申诉，申诉再审不同于二审三审，仅审理申诉人对原审办案的疑点和提出的新情况新要求，属法律审或简易审理，重在解决疑难案与冤案。
2．无限申诉之理
法律的天职是维护人权和追求无限公正，只有无限申诉才能阻止权力支使办案人员或钱色行贿法官，才能抑制枉法判决。而且，解决殊案法律适用标准问题可由一审报请国家法院解释或通过无限申诉最终在全国人大法律工委中表决确定。一句话，公正无限的天理和法律适用标准均决定着申诉无限不可取消。
3．时效原理
立案不受时间限制体现了追求公正无限，实质上是无限申诉原理的又一个范畴。根据人权平等原则，追究公正是无时间无再审次数限制的。但是，自然事件又是不可逆转的，发生了就发生了。也就是说，时效问题由时间的自然流逝而事件发生不可挽回引起，作为人性修正法（律）就是要修正自然恶性而追求社会公正。自然事件不可逆转性和社会公正的无限性是一对矛盾，它要求司法机制必须将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统一于调和社会矛盾和追求公平的基础上。即凡原告能提供证据的，不设时效限制；证据确已消失又难以复原的，设置追究时效。所以，时效概念是针对证据自然消失而言的：当案件受理规定时间一过，不立案的不加考核，但立案得当的就应加工分奖励经办法官。
为消除以往法官、律师聚焦时效审理而浪费办案精力的情况，诉讼时效不能象现在这样规定得太死，只要证据确凿或可查证的案件应无时效限制，证据不清的案件在法定时效之后由当事人同法院协商受理方式，最终由法院确定受理与否，不应在庭审中辩论。为促使当事人及时报案立案，均匀法院工作负荷，对因案发时间长立案晚造成的办案困难应追加诉讼费。
4．重拳监审之理。
法院有裁决权决定了冤假错案只出自法官，病根在当事人、律师、终审法官相勾结和司法不独立。针对法官办案设计全程监审和考核，增加枉法裁决的风险，才能打破这种勾结并增强抗权力干扰。
5．办案质量三项指标的公正原理
公正无限有二个涵意，一是消灭不公正事件的发生；二是全面、准确、快速地还受害者清白和补偿受害者损失。快速是个审理时限问题，生命有限，办案时间长不仅影响准确度，而且会加大当事人的消耗，甚至衍生新的案件和得出无意义的判决。法官拖沓懒散和制造与律师、当事人的交易空档大都是利用审理时限。全面是个事实清楚焦点明确和法官响应当事人全部诉求的问题。案件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常存在案中案、连环案，而不少法官办案只审其一不理其余，只判一点不管方方面面。准确是个事实与法律一致的适用和判令补偿损失接近实际的问题。枉法裁决多违反事实依据法律准绳原则，体现出法官官僚霸主作风，不理会当事人争理辩护。总之，全面、准确、快速是评价法官办案质量的三项指标，其含意是办案程序与审理时限是否合法；对诉求响应率是否完全、清楚、合法；事实与法律间法理逻辑关系是否一致。只要这三项指标达标，社会上不公正事件发生的条件就能减少乃至消灭。
6．再审不再发生之理
一审终结到二审终结的司法发展史是由一审枉法或误判造成当事人坚持申冤拚命追求合法权益而状告到上级长官那里再审形成的。败诉当事人控告的实质对象多为原审办案官员，诉述的是原审“大人”误判或偏袒行为，因而再审对象应是原审法官是否公正办案，而不再单纯是当事人双方的纷争。枉法办案渎职判决是再审发生的主要原因，其难以消除决定着无限申诉不能取消，因设置终审必然会出现权钱交易，只要司法不独立就会出现权力干扰。但只要设置无限监审和对法官考核淘汰制度，就会大幅提高公正办案和快速断案；只要设置无限申诉，当事人暗中交易风险就会大增；只要设置对一审的严格监审程序和设置合理的明确的申诉立案条件，再审就会少之又少。
7．原则性强灵活性弱的法理
法律适用标准应统一于全国人大，不应存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有不同的判决标准。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手中会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原因一是法官主观空间太大；二是法理观念没有统一于自然规律，法律文本体系有待改造；三是量子论关于不兼容原理决定了世上确实没有二个完全相同的案件。基于此，我们一要数量化处罚指标，突出法律条款的原则性，引导法官的主观灵活性。二要将法理直接同宇宙本体论联系起来，按照物质公正规律改造现法律体系成总法律和量罚法二部分。三要依据不相容原理，在量罚法中设置指标数字上下限，给法官判决时保留应有的灵活空间。
8．以动作建立量罚法之理
行业是人类行为的分化，多样而不稳定。现在行业就有二千多个，而且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化的。如按行业立法，则条款必然出现交叉抵触状况，而要完善法律，其工作量始终是大的，不便普及和使用。行业分化复杂，但劳动动作、行为目的是大同小异的，人的动作种类是有限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总目标也是基本稳定的。因此，应以人类行为的动作建立量罚法，而不宜以行业立法。
（二）一审终结无限申诉再审不再原理
判决不公大体有二方面：一是枉法办案；二是事实不清法理不通的误判。判决不公的消除根本在于设置重拳监审和保持无限申诉，不在于增加三审或提高审理级别。因为一审要完整地办完一宗案，就必须有能力弄清案情原委性质且承担全部事实调查工作，而判断案情的技术难题由相应的行业和司法专业鉴定机构配合解决。因此，本质上不存在一审处理不好的案件需要上级法院重审。判决错误不仅仅会发生在一审，也同样会发生在任何级别审理中，因而增加三审以至更高级别的审理本身不会减少办案错误。为得到公正判决只有设置无限申诉，但无限申诉会发生无限再审。为防止无限再审出现就得设置重拳监审机制使再审不再发生，因枉判与误判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法官工作没有与自身前程和工资收益挂钩而枉法渎职造成的，跟那一个那一级法院办案无关。提高审级虽能有限消除地方保护，将案件提高到偏见少心胸大的审理环节，但办案成本高，当事人消耗大，综合起来既无必要也得不偿失。
申诉再审重在监督，既不滥受理也不应重复一审工作。可以预测到，设计这种无限申诉和重拳监审相结合的机制不仅不会造成无限再审，反而一审终结案的息诉率会大幅提高。这便是无限申诉与有限再审的辩证统一。
三、司法体系改革构想
在确认司法问题本质并认知到基本法理后，自然就会产生下述司法改革的构想。
（一）司法改革目标
司法改革的目标不外乎面对司法腐败建立一审终结无限申诉再审不再的机制和建设无人办案全社会自动化监管网系。第一个目标也称司法基础改革，是强化公正、效率、原则和灵活四个方面。第二个目标是建设无人办案网系的改革，分法律体系改进和全社会自动化监管网系开发应用二方面。
1．公正第一
公正是司法工作质量的根本指标居第一位置，也是司法实践中问题最多最大的方面。贪欲无处不在，为利益往往抹杀公正；或者，办事无利益又会出现“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姿态。这是难以改变的人性规律，从而冤假错案不断，而且申诉也必然陷入司法人员个个回避推卸的消耗受害人生命的漫漫上访之途。不能指望良知、道德和良好的习性维持公正，要追求公正，改变这种不人道状况，就要置司法人员于“公正事关前程 公道自在人心”的约束机制和氛围中。
围绕实现司法公正的办案质量三项指标，量化办案指标体系，并实行监审团全程监审，再审向社会公示判决结果和人大会议最高表决制，尤其是评定“判决书”的合法性才能算是司法公正的一套机制。
2．效率第二
效率则是司法工作的第二指标，主要是指办案成本、当事人消耗、案件速断率。一个案件尽管办得公正，但审理时间一长，久拖不决，连锁案件就会不断出现，受害人成本和司法资源投入就会不断增大，案件执行就会落空或失去意义。考核办案时限，可保证办案效率，防止受害人损失扩大。
3．原则与灵活
有法律专家认为司法实践灵活性大，试图将法律条款数量化并实现自动化办案的思维是僵死的机械主义。这显然是将法律公正推向随意性而使简单的法律神秘化。法律体系原则性强而适用标准统一，没有给法官太多的自主权。不相容原理关于世上没有二个完全相同的东西是微观（误差差距很小）概念，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案件的判决结果截然不同是有问题的。法律的威严在于原则性而灵活性体现在法庭调解时化解矛盾实现息诉上。司法操作实践原则性强而灵活性弱，是监审考核体系相比于人文社科易于数量化进而建立自动化无人办案网的独特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