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假身份证结婚案法理分析

王礼仁 罗红军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人身份证或伪造身份证登记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妹妹或弟弟因未到结婚年龄使用姐姐或哥哥身份证登记结婚。因此引起的婚姻纠纷如何诉讼，这是当前困扰司法和当事人诉讼的一大难题。比如，对此类纠纷是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还是按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当事人到底是谁？即被冒用者能否成为婚姻当事人？ 凡此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相当混乱，有的当事人甚至诉讼无门。如最近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法律实务民商事）热议的妹妹用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则因其与结婚证上的登记姓名不同而投诉无门。
　　面对上述困境，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独辟蹊径，在民事诉讼中率先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解决此类纠纷打开一条便捷可行之路。现将本案予以公布，并就有关法理作简要阐述。
[案情简介]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赵某（男）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原告刘某怀孕而未达到婚龄，便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刘某自己的照片）与被告赵某登记结婚，2006年底，被告赵某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9年12月11日原告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某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王礼仁同志磋商。王礼仁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王礼仁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法官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某与赵某存在婚姻关系，刘XX与赵某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某与赵某离婚；女儿赵赵XX由刘某负责监护。经依法公告传唤，被告赵某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与被告赵某办理结婚登记、后又用刘XX的身份证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某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某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某与“刘XX”之女赵XX与原告刘某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某系赵XX生母，刘XX不是赵XX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离婚。三、子女赵XX由原告刘某负责监护。
[法理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属可撤销婚姻，对该案法院不应受理。应由原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婚姻登记，收回登记为刘XX与赵某的结婚证。理由是二人在进行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故对于民政部门的错误登记，当然要由民政部门予以处理。如果民政部门不履行撤销该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属无效婚姻，对该案由法院受理后，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理由是结婚证书上记载的婚姻当事人为原告刘某的姐姐刘XX与被告赵某，从形式上并不能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结婚。因而，应当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应属有效婚姻，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的必备条件有三：一是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人加以干涉；二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有结婚的合意，且领取结婚证书上的照片也为刘某与被告赵某，实际在一起生活的也是刘某与被告赵某。刘某在提起离婚之诉时，双方又均已达法定婚龄，无其它禁止结婚的事由，因此，应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按有效婚姻处理。至于结婚证书上的姓名虽为刘XX与赵某，但二人既无结婚的合意，也未实质在一起生活，因此应认定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我们认为，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更有道理，更符合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纠纷。因而，点军区人民法院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全国首例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其判决开创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先河，并为此类纠纷的诉讼打通了一条便捷之道，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下面就本案争议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说明。
一、本案到底是按民事诉讼途经处理，还是按行政诉讼途径处理？
1、本案是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婚姻纠纷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既然是民事纠纷，就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
第一，婚姻法和相关法规没有赋予民政机构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根据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民政部2003年）规定，民政机构“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第二，民政机构难以处理。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要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处理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第三，民政机构单纯的形式处理，难免出现实质错误，必然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司法资源。
3、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处理婚姻民事案件。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13章中有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更能难以实现。同时，行政诉讼时效等诸多方面，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仅以诉讼时效为例，本案行政诉讼就难以处理。
4、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便捷彻底
在民事诉讼诉讼中，完全可以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婚姻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既可以解决婚姻效力的诸多纷争问题，也可以解决婚姻附带诉讼的子女财产问题；既可以解决婚姻诉讼当事人关于婚姻效力的争议问题，也可以解决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在本案中，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
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诉讼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绝对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XX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XX）与赵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时，刘XX与赵某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XX有拘束力。刘XX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某”，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XX”的结婚问题。
二、本案不属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禁止结婚的实质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 无效婚姻只有四种：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愈；未到法定婚龄。而《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仅有被胁迫结婚一种。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所采取的是列举式立法，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没有列举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因此，无效婚姻的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除法定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包括不能变相扩大。否则，就是违法。
本案中的刘某虽然在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但在离婚时已经到达法定婚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即不属于婚姻无效，也不属于可撤销婚姻。刘某起诉离婚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当然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按离婚处理。
三、本案正确区分了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的界限。
所谓婚姻不成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结婚行为因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或形式要件存在严重瑕疵而致使婚姻没有成就，婚姻不存在。婚姻成立，就是当事人完成了缔结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婚姻依法存在。而婚姻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不生法律效力。婚姻有效与无效是对已成立的婚姻效力判断。婚姻不成立，则无所谓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有关婚姻不成与婚姻无效的区别与联系，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论述。本案中刘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赵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所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刘某用他人身份登记结婚，并不能改变本人结婚的基本性质和事实。使用他人身份为什么不能改变本人结婚性质，笔者有专门论述。 这里再补充强调的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判断的。如使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务合同、使用他人身份签订旅游合同，发生意外伤害后赔偿时，都是以“使用者”为当事人，而不是以“被用者”为当事人。因而，本案应当认定刘某系结婚当事人，而不能认定刘XX是结婚当事人。刘某在这里使用他人身份证主要是解决婚龄问题，其性质和作用相当于篡改婚龄。而婚龄问题，只影响婚姻效力问题，不影响婚姻成立问题。因而，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是成立的。又因刘某已经到达婚姻，其婚姻也是有效的。而刘XX与赵某的婚姻则不能不成立。因为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合意，更没有与赵某进行婚姻登记。根据婚姻法第8条结婚必须登记的规定，刘XX没有去登记，显然缺少婚姻成立的最基本要件。而且刘XX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登记或事后追认及与赵某共同生活的事实。因而，她与赵某的婚姻是不成立或不存在的。点军区法院没有用婚姻有效与无效的标准判断，而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是正确的。否则，就会把一个无婚现象认定为已婚。
四、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
本案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实体，而在于程序。尽管对本案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运用民事诉讼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这种作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仍以本案为例，刘某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某、刘XX姐妹如果与赵某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XX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某如果遇到赵某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某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某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某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




分秒之争：一位消费者的维权之路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时华、童晓宁、赵丽琳


手机计费按秒还是按分？一场关于消费权益的诉讼由此展开，按分钟计费，是国家的明确规定，还是运营商的霸王条款？2007年，云南电视台法制栏目《与法同行》首播节目《分秒之争》讲述了一名消费者因为手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整整大半年，昆明的消费者马涛都有点儿烦，因为从2006年8月份开始，他发现自己的手机话费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而通话时间不到1分钟也都按1分钟收了。马涛觉得这钱出得冤枉。带着这种疑惑，马涛向联通公司的有关人员就收费的依据进行了电话咨询，并要求联通公司出具明确的书面解释。马涛觉得，自己作为消费者，对手机收费情况享有知情权，特别是没打够1分钟也按1分钟计的这个问题，联通公司没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一纸诉状，把中国联通有限公司、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7年5月14号，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诉状中，原告马涛请求法院判令联通公司停止侵犯原告的知情权，并向原告明确说明收取手机有关信息费和手机通话时间在1秒至59秒之间都要按1分钟收取通话费的依据。

对于马涛的诉讼请求，被告方的代理人卜海泉认为，当消费者要求经营者提供某些消费信息，经营者置之不理或者提供的答复不能达到消费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但是如果马涛并没有要求经营者提供上述信息，而是仅仅因为自己不了解某些情况，就向法院起诉自己的知情权受到了侵犯，这无疑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从逻辑上也解释不通。

法庭上，双方围绕联通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问题展开了辩论。 马涛认为，原告从2003年起就与被告订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原告曾经多次致电向被告询问有关收取信息费及其价格的依据，被告都未给予明确的书面答复。对于马涛的疑问，联通公司并不认可，联通公司认为。自己有完善的营业厅的客服系统,可以保障用户相应的知情权得到一个保护，不存在侵犯马涛的知情权问题。

法庭上，联通公司出示了国家计委1995年第946号文件，在这份文件里面，国家计委批复同意了联通公司的资费标准，其中就专门涉及到通话时间不满1分钟按1分钟计的内容。

法庭上，联通公司向马涛出示了相关收费依据，马涛也表示通过诉讼，自己已经知晓了按分钟收取的依据，自己的知情权已经得到了实现，按分还是按秒计费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他打官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法庭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庭审过后，记者采访了当事双方。以下是双方当时颇有意思的一个采访记录： 杨艳（联通公司昆明分公司业务经理）：目前呢我们国家的电信资费是有国家定价，国家的指导价以及市场指导价这三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呢，它主要是以国家定价和国家的指导价为主，市场调节价为辅。我们电信运营商实际上是在国家的物价部门以及通信管理局的规定的资费标准下进行资费调整。

马涛：根据现在这个通信营运商的技术含量，他已经可以达到以秒计费的这种技术水平，我认为他就应该可以按秒来计算消费者这个话费。

杨艳；那么按秒计费就技术上来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从经营的机构体制上来说，是否有这样的必要。

在联通公司看来，按秒计费的必要性值得考虑。可是马涛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个非常有心的马涛，在2006年8月份去打话费清单的时候，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马涛自己在2006年8月份的一个话费清单，以秒计费和以分钟计费之间相差的比例是达到22%左右。就是当你的通话次数越多的时候，以秒计费与以分钟计费之间的差额将会越来越大。马涛认为按秒收费，自己的话费就会大大的降低，对这种看法，联通公司又是怎么看的呢？

联通公司认为，实际上降低计费单元，并不一定会降低收益，而且对计费来说是相当麻烦的一个事情。

据了解，长途电话早就实现了按每6秒计费，为什么市话不能按6秒来计呢？联通公司用了一句话来反问：“真正的实现以6秒计费，那么可能又会有消费者来问：1到5秒，为什么要按6秒来计费，这样的话实际上意义不是太大。”

但是马涛却不认同，他认为，如果每个人多收一元的话，一千万个的消费者就是一千万。下一步是不是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将1分钟收费能不能改成按1秒钟来计费。 面对这样的矛盾，一直致力于反垄断法的研究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齐虹丽是这样解释的：一个权利，以知为前提，如果消费者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的话，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得到保障了。我们国家，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信条例》都做了一些规定。有了权利的规定，相应的义务又是什么呢？这方面规定得不是很协调。有了义务的规定，不履行义务又该如何处罚呢？这方面也没有衔接地非常好。

同样，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陈兴华教授认为，在我们许多的公共服务行业都涉及到在收费标准设计的时候有值得斟酌的地方。像停车费不满半小时按半小时收费；宾馆里边住房子，只要超过十二点就统统按半天收费，超过六点按一天收。这都是单方设定的收费标准。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对于向自己收费的情况，如果认为不合理的，有理由提出质疑。或者说，有理由说不。

近年来，针对消费权益起诉的案件在全国各地频频的出现，比如说，轰动一时的“春运涨价”问题、“高架路收费不合理”、昆明的某大学学生状告银行收取小额账户管理费的案件。这些案件在全国范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促进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此外，国家也开始逐步规范相关领域的收费，一些相关法规陆续出台。马涛状告联通公司这个案件虽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了，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仍在继续：消费者如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经营者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市场管理如何更加规范，法律法规如何更加完善，这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