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政府


关于稳定山林树木权属颁发林权证的办法
山西省政府


前言
为了稳定山林树木权属，搞好颁发林权证工作，根据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和我省情况，制定以下办法：

稳定山林所有权
1、全民所有的山林树木，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树木和使用的宜林地，凡是权属清楚的，都应颁发林权证。过去发过证书的，这次要换发新证，旧证作废。
2、解放后确定林权时，划给山庄窝辅农民个人所有的天然森林，农民已迁往外地，其林地应归原地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所有。
3、合作化后确定和清理林权时，错把农民有林权证的山林收归全民所有的，应将错收部分退还生产大队或生产队。
4、天然更新的林木，有土地证的停耕地，应归集体所有。没有土地证的应归全民所有，国营林场建场时总体规划设计范围内的荒山、荒地（停耕地、轮荒地）所造的林，应归林场所有。
5、一九六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将国有林划给集体，并颁发了林权证的，所有权不再变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收归国有的，凭林权证退给社队，未发林权证的不再补划。
6、国营林场和集体在同一宜林地所造的林，谁造活归谁所有。
7、国家出种苗，社队出劳力合作营造的人工林，有合同协议的，按协议办。无合同协议，确有证明是合作造林，双方愿意联合经营的，联合、经营或按林地比例分成。
8、几个公社或几个大队联合造的林，如原来对所有权利收益分配有明确规定的，按原规定执行。原来规定不明确的，由有关社、队协商，可以林权共有，联合经营；也可以归林地所在地的社队所有，由取得所有权的单位付给参加造林的单位以合理报酬。
9、解放时已有的天然林，划给国营林场长期管理的，林权归国家所有；没有划给国营林场长期管理的，林权归集体所有。
10、原有林权证的“四至”与实际面积不符的，应以面积为准。

稳定树木所有权
1l、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房前屋后界限的确定，以土改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证的“四至”为准；合作化后新建房屋，以集体给社员规划的“四至”为准；没有明确“四至”范围的，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参照历
史习惯，由社员讨论，生产大队决定。
社员个人经生产队允许，在四旁隙地、沟坡、荒滩等地种植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
12、社员宅基地（包括场、院、▲▲地）上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宅基地由集体占用或划给他人占用，树木亦应随之折价归集体或新户主，也可由原户主砍伐使用。
13、合作化时，确定归社员个人所有的树木（包括果园、枣园等），仍归社员个人所有。社员迁居外地，房前屋后的树木和自留树，仍归本人和家属所有，并允许继承。
14、从合作此到“四固定”时期，社员个人树木按政策规定折价入社，或树随土地入社的，树权归集体。
15、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合作化时，坟地上留给社员的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合作化以后，社员在新坟地或者坟地栽植的树，凡经生产队或山林所有者允许的，归社员个人所有。
16、“四清”、“文化大革命”以来，凡错收、平调了的社员个人树木，必须退赔。原树在的追还原树；原树被集体砍伐的，用同样价值的树抵还；没有树的，可按当时树木大小折价赔偿。
17、城镇居民、职工在自有住宅的房前屋后栽植的树木，归个人所有。在公产房前屋后栽植的树木，可按以下办法处理：主管单位统一栽植和管护的，归单位所有；由主管单位栽植，分户管护的，收益比例分成；经过规划，由住房居民自栽自管的，归居民职工个人所有。个人砍伐树木
时，需经主管单位同意。

稳定宜林地（自留山）使用权
18、宜林荒山，谁造林归谁使用，未造林的，按照《森林法》对山区县、丘陵区县和平原区县规定的森林覆盖率的要求，由县统一规划，确定使用权属。
国营林场经营范围内的宜林荒山，在近期完不成造林任务的，可在当地人民政府支持下，通过协商划给附近社、队造林。收益归社、队所有，山权不变。也可以同社、队联合造林，共同经营，收益比例分成。
属社、队的宜林荒山，在近期完不成造林任务的，在当地人民政府主持下，可以划一部分给国营企业或附近其他社、队造林，收益归造林单位所有。也可以国社联合、跨社联合、几个队联合造林，收益比例分成，山权不变。
19、有宜林荒山、荒滩、荒地的社队，要就近划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面积作为自留山，由社员造林或封山育林，并发给自留山使用证。自留山只准造林、育林，不得挪作它用，不准毁林开荒种地。五年内未造林的，要将自留山收回。五年内造完林的，还可以再划。新划的自留山上有零
星树木的，可以折价归社员个人，也可规定收益后按比例分成。自留山应尽量就近划给，以利社员经营管理。

林权证、树权证和宜林地（自留山）使用证
20、林权证、树权证、宜林地（自留山）使用证，由县（区）或县以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颁发。
21、林权、树权和宜林地使用权，一般以“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以合作化或土改时确定的权属为准。经上级机关处理并有协议的，应当维护。如有争议，由当地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双方协商，争议解决的，可颁发新证。协商无效时，提请
人民法院裁决。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准砍伐有争议的林木，违者依法惩处。
22、国家、集体、个人之间插花的山林，本着管理方便的原则，由有关方面协商调整，签署协议书，并换发或颁发新证。
23、凡跨县、跨地区的权属争议，应由地区行署或省人民政府裁决，作出决定。林权证分别由有关县或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
24、有关山林树木权属的凭证、图表、协议书等档案资料，由县林业行政部门按归档要求规定，整理成卷，向县档案馆移交，并专卷保存。
稳权发证工作结束后，经常性的证件变动，如注销、遗失、补发等工作，由县林业行政部门办理。
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和生产队指定的地方种植的树木、竹子、果树等，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木材树从种植到成材采伐，经济树从种植到老死，树权不变。



1981年7月30日
多元格局下的法学 ——管窥2000年十种法学著作

朱庆育

　 在2000年刚刚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我不禁想要翻检一下去年所出版的法学著作，整理出一部分，以便将其与过去的世纪一并存入我的记忆档案。去年的法律出版业空前繁荣，法学著作之丰颇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由此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即便纯从自己主观偏好出发，要从浩若烟海的法学出版物中选出我视之为具学术代表性的作品亦非易事，但是既然选择结果是代表我的个人私见，我也就不避“过度诠释”之嫌，从中选出十种著作略加介绍。

　 面对现状，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国法学研究正日益走向多元。但是真正自觉地走向边缘也许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强的独立意识。舒国滢教授的《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首先吸引我的，正是其书名。与其他法学研究取向不同，该书内容似乎并无太多直接通常所谓的“现实关怀”。具体内容尚在其次，更能充实其意蕴的也许是其渗透于字里行间的一种“边缘精神”。在全书三十余篇或长或短的典雅而富有韵律之美的文字中，舒先生以其追求智慧的执着与冲淡从容的叙述，给我们带来一股远离尘世喧嚣的飘逸之风。

　 如果说舒先生的文字给人以“润含春雨”之感，那么，我倾向于以“干裂秋风”来形容许章润先生。许先生称其收集在《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文字皆为“发愤之作”；“发于困惑不安，愤激、喟然于世道人心、天命大化”。许先生具不俗的西学素养，但他似乎更愿意将其学术之根扎于中国。全书各文以“人生与人心”这一梁漱溟式的追问为共通主旨，既饱含“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孤寂，又不乏“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

　 许先生着意于接引前人智慧的旨趣使我想起民国先贤。梁启超先生并不以“法学家”之名为后人所知，因此应该感谢范忠信教授告诉我们：“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贡献，不在沈家本之下。”（《梁启超法学文集》），我不得不承认，梁先生通过这些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学问见识是令后辈如我者汗颜不己。其实这一尴尬岂止在理论法学上存在，曾为民国民法典起草人的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总论》（张谷校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亦不失为二十世纪中国法学的经典。该书作为史先生“民法全书”的压轴之作，以其论证严密、资料详实而享有盛誉，即便是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民法学研习者无法绕过的界碑。

　 学术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法学教育的载体———教材的多样化。各种版本的法学教材层出不穷，彻底打破了以往统编教材一统天下之势。然而，综观各种法学教材，它们似乎至少在两个方面尚未改变此前的编写老路：在内容上多属为现行法律被动作注以及在形式上注释稀少、甚至阙如。这与国外形成鲜明的对比。翻译出版的两本德国法学教材：《德国刑法教科书》（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与《德国民法总论》（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之所以殊受称道，绝非偶然。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注释绝不仅仅是形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治学者的严谨态度与对于学术传承的珍惜。当然，我国的一些法学家亦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突破首先出自《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作者张千帆教授借鉴美国教材的写法，使用大量的立法、司法与学术资料阐述美国的宪法精神，他指出，“宪法不是一部僵死的文件”，而“假如我们未来的律师与法官———也就是今天的学生———不能以严谨的逻辑、多彩的文字来表达其法律思想和意见，那么中国的宪政与法治也就渺茫无望了。”忧患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我国法学界似乎不太愿意将之视为教材。类似努力尚体现在《民法学原理》（张俊浩主编，刘心稳、姚新华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订第三版）中。

　 学术批评对于学术发展的价值已无须多说，多元的格局自离不开自由批评意识的养成。严肃的学术批评往往因其“不讲情面”而令人却步，然而惟其如此，徐忠明先生的书评文集《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才更显出其分量。且不论评论质量如何（事实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皆属上乘），单就该书所呈现的学术性、严肃性而言便已值得佩服。通过阅读书中文字，我不仅获得了解读他人著作的有益指导，亦领略到了作者“通过批评而思考”的学术风景。

　 就法学本身而言，它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法律能为解决具体的个案提供操作规程，亦根源于它能体现人类的永恒追求：自由，正义，等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向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卷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三卷2000年10月第一版）系统地阐述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法学家整体上面临着可资利用的学术积累太少的尴尬，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长时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水平一直未取得太大的突破。但是，通过近几年学界的共同努力，坚冰已逐渐消融，尤其是从2000年出版的法学著作来看，我国一些法学家已初步显示出其颇为深厚的法学功力与独立的人文精神。对照西方法学所取得的成就，结合相应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法学的真正繁荣需要以多元的社会格局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