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我国刑法中一项比较冷门的罪名，但是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等职务犯罪存在很多区别，在本质上挪用特定款物罪也是职务犯罪的一种，但是未被我国刑法确认，所以该行为不是由检察机关来侦查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应该增设单位犯罪，同时挪用特定款物罪应该适当地扩大犯罪对象范围
关键词：挪用；特定款物；犯罪主体；犯罪对象

一、引言
挪用特定款物罪属于一种挪用型的犯罪，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任意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保障专款专用，维护基本的财经制度。和贪污受贿等相比，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要小于上述财产性犯罪，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危害性也显而易见，即这种行为对于财经管理制度的运作造成了妨碍，同时使得需要特定款项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援助，造成社会危害。在刑法体系中，这一罪名相对比较冷门，相关判例也不是很多，但是在理论上这一罪名还存在若干争议，在刑法体系中也不尽完善，因此本文以挪用特定款物罪为研究对象，就该罪名发表一些见解。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基本问题分析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特定款物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概念来看，挪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刑法规定的“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紧迫性，以抢险资金为例，抢险资金能够及时到帐，对抢险工作的开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挪用特定款物行为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刑法才将这种行为纳入罪名体系，通过刑事立法来加强对该行为的打击。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学的核心理论，贯穿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的有罪和无罪以及罪轻和罪重，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一些分析。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分别如下：
1.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体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关于特定款物专门使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我国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特别设立民政事业费一项，包括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便帮助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这对于安定群众生活，以及恢复再生产能力，将困难和灾害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上述特定款物决不允许任意挪用，必须做到专款专物专门使用，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财经管理制度。
2.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客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挪用国家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
所谓“挪用”，一般是指擅自将专用款物挪作他用，如用于搞经济开发项目、炒房地产、购置小轿车等违反专款专用的行为，这种他用不包括放进个人腰包的行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上述7种专款归个人使用的，则应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因此，这里的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扰、扶贫、移民、救济工作款物罪中的挪用，只能是擅自将上述特定的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
挪用特定款物行为达到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才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之所以不仅要求“情节严重”，还要求有“重大损害”的结果才追究刑事责任，是由于本罪的挪用行为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盗窃罪、诈骗罪中获取财物行为的性质毕竟不同。通常认为，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抗洪、抗旱、抗震、防汛等工作的重大困难和损失的；挪用特定款物数额较大，直接侵害群众生活利益或者妨害恢复生产自救的；直接导致灾情扩大的；挪用特定款物而造成群众逃荒、疾病、死亡的等，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3.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要件。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主体是指达到刑事责任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对保管、分配和使用特定款物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4.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要件。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是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而故意挪用，过失不能构成本罪。在本罪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挪用特定款物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用于特定方面的特定款物，而将其挪作他用，并且以利用特定款物的使用价值，而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或其他活动为犯罪目的。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分
挪用特定款物与刑法罪名体系中的其他一些罪名存在一些联系，在外观上极易混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相似的罪名进行一些区分，这样才能在刑事司法中把握该罪名的适用。
第一、挪用特定款物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中的“特定款物”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公款，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极易混淆。挪用公款罪是指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因此，挪用公款和挪用特定款物不管是目的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例如，挪用公款用于炒股，就属于挪用公款行为；而挪用特定款物搞开发区建设，虽然资金也是公用而非私用，但是属于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这在立法上也有所确认，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在行为对象上，挪用公款罪的行为对象是一切公款，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对象只是一部分公款，具体是指“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
第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的区别
挪用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都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两者的主要区别有：
主观目的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观目的是将特定款物移作他用，用后归还。贪污罪的主观目的是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改变财产所有权。侵犯客体不同，前者既侵犯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国家财经管理制度，还侵犯了民政事业制度。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救灾、救济、抢险、优抚、防汛、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后者则是除此以外的公共财物。主体不同。前者是经手、掌管特定款物的人员。后者是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行为性质手段不同。前者是非法挪用特定款物，后者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盗窃、骗取手段侵吞公共财产。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典型案例——以高某等三人挪用特定款物一案为例
波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998年莲湖乡进行移民建镇工程，根据乡里规定，三汲坊村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高积顺具体负责该村的移民建镇工作，在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三被告人利用领取发放移民资金机会，将领取的资金不及时发放给农产，由被告人高德贵、喻荣贵拍板决定，被告人高积顺经手将其中的250372.74元，用于该村集体开支及上交乡财贸任务。由于该村的移民资金被挪用，致群众意见很大并引起群体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公诉机关认为三被告人负责本村移民建镇工作期间，将该专项资金用于其他开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要求本院依法判处。
从检察机关的指控来看，本案中三位被告均没有将款物占为己有的目的，且其挪用的是特定款项中的移民款物。被告具体将款物用于发给农产、农村集体开支和上交乡财贸任务，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庭审中，被告律师辩称，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挪用的故意，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因此，在被逼无法的情况下实施这一行为。本文认为，辩护律师的辩护非但没有起到辩护的效果，反而证明了被告确实是在挪用，辩护律师认为，“因农户提留收不上来，而乡里财税又逼着要交”，这恰恰给“挪用”行为打下了一个注脚，证明了其挪用行为。因为，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中，很多场合都是不得已而“挪用”。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挪用特定款物罪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争议，本文在第二部分中对这些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挪用特定款物罪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罪名归属有误区
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将特定款蜘挪作“公用”的“挪用特定款物罪”，更是只有国家机关中有领导权的人才可能实施，所以，挪用特定款物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现实中，确实只有有权机关的有权人员才能实施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也确实是基于职务而进行挪用行为，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职务犯罪来对待，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不同的罪名归属将带来侦查模式的不同。
按照现行的规定， “两高三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由公安机关管辖，但在实践中，这一犯罪处于“无管辖”’状态。原因是，配置了职务犯罪预防和侦查资源的检察机关依法不得对该犯罪进行侦查，公安机关在法律上享有对该犯罪行为进行侦查的权利，但是公安机关主要进行的是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一般性的刑事案件的管辖，公安机关在客观上不便于对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进行侦查，这就造成了这一行为处于无监管状态，放纵了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一些检察机关的人士也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呈上升的趋势，但受到刑事追究的较少，处于一种打击不力的状态。造成这种打击不力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该案的管辖权问题。” 因此实务部门的人员希望将这一罪名的管辖权交予检察机关，以此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不明确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并不明确。没有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所以有学者指出，本罪应当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不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只应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其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不属于单位犯罪的被追诉主体。 也有学者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的是“单位的意志”，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换言之，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挪用只限于由有关单位改变专用款物用途的情形。
本文认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体现单位意志的观点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挪用”的决定往往由单位集体作出，同时“挪用”也是为了单位或者整体上的利益。例如，挪用救灾款用于开发区建设，政府部门的领导恐怕不敢一人作出该决定，为了分摊责任，往往是集体作出的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把单位排除在挪用特定款物罪主体之外是不合适的,因为实践中大量地挪用特定款物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有的虽未经集体研究讨论，但往往也是由主要负责人决定并由单位负责组织实施的，这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犯罪行为。” 因此，将挪用特定款物罪设定为单位范围有一定的科学性，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打击，也有利于罪责刑相一致。
（三）挪用特定款物罪对象有限
我国刑法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设定为有限的几种款物，以体现其“特定”性，这些款物包括即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从性质上来说，这些款物都属于公款，同时这些款物的利用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刑法将这些款物作为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体现了对这些款物使用的特别保护。
但是有学者指出，“1979年《刑法》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等7方面的公共财产规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1997年《刑法》修订时,依然没对特定款物的范围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公共财政的支出不断增加，投入了各种名目众多的专项资金，涉及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将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仅仅局限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则非常不合时宜，理由是，这些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款物数额其实不是很大，而且犯罪分子如果要挪用，但是为了避免违反刑法，他完全可以挪用教育、农业、环保等款项。因此，可以实现法律规避，但是很难说，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特定款项就不重要。
四、完善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刑事立法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同时由于我国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法律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应然的角度来分析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结合上文谈到的挪用款物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变特定款物罪的侦查归属
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罪具备职务犯罪的特征，虽然在客观方面，挪用特定款物罪与一般的职务犯罪如受贿罪、贪污罪等存在很多区别，但是挪用特定款物罪基于职务而进行却不可否认。当然，职务犯罪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系列罪名的综合，其主要的意义是通过检察机关来对这些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建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因此，挪用特定款物罪究竟是否属于职务犯罪，本身并不重要，但是由于现行侦查模式的缺陷，有必要将挪用特定款物罪划归检察机关管理，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挪用特定款物行为的发生，并且有利于加强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打击。
（二）明确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
现行刑法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体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由于单位犯罪必须有刑法规定才能被确认，在刑法没有确认一项罪名可以由单位构成之前，是不可以将该罪名认作单位犯罪的。如前所述，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一般都由单位作出，很多场合这些特定款物也是由单位集体利用的。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个判例，在该案中一些移民款项就被用作集体开支。因此，没有将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实为刑法的一大疏漏。
当然，不讲挪用特定款物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对待，而是将其作为自然人犯罪来对待，同样能够打击这种行为。例如，将单位的负责人按照本罪来定罪量刑，但是从其行为特征和本质来看，将本罪一律界定为自然人犯罪，很不科学，违反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该原则不仅仅在刑事司法和刑事判决中使用，同样也应该贯穿于刑事立法中，因此有必要对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进行重构，将单位犯罪纳入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主体范围。
（三）有条件地扩大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范围
如前文所述，我国《刑法》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特定款物的规定比较狭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事实上，只要是专款，都必须专用，这是由财经制度决定的。当然，挪用特定款物罪的犯罪对象不能无限地扩大，否则这些款物的“特定”就不能体现出来。本文认为，首先需要界定这些款项的特点，一般紧急的、关系社会民生的，都应该作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具体有，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等，由于本罪和犯罪对象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为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将本罪的犯罪对象过度放开，只能适当地扩大，立法者可以考虑将农业专项资金、教育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医疗卫生专项资金也作为特定款物来对待。
诌议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尚立福

[内容提要]
疑罪从无原则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原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在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此问题的理解与应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应用该原则的论述，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理念，重点探讨疑罪从无原则的应用，提高司法人员运用该原则的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引 言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证据主义是支撑刑事诉讼的主要支柱，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定、充分的证据作为基础，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施以刑罚。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对于缺乏充分证据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不能久拖不决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从法律上规定了存疑案件的处理原则，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如何运用疑罪从无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上的作法也千差万别，确有探讨之必要。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由来与内涵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现了疑难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不同的诉讼制度做法不一。在封建专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对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即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仍然问罪并处以刑罚。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野蛮、落后、践踏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反映。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现在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1998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刑事诉讼中法中首次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罪疑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当被告人罪重罪轻难以确定时，只认定证据充足的轻罪。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处理结果。
二、对于疑罪如何处理的二种观点的分析
（一）实践中疑罪如何处理的二种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中存在“疑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情况。对此，应如何处理？实践中存在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疑罪应当视为无罪，即疑罪从无。主要理由是：一是符合现代法治原则。现代世界各国基本上都规定了疑罪从无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被告人就应当被宣布无罪。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依据这一原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二是符合诉讼民主的要求。对被告人最终的法律评价只能是有罪和无罪两种，没有第三种选择。疑罪从无，固然可能放纵一部分犯罪分子，但与使真正无辜的人受到制裁相比，仍然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佳选择，它有利于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保障诉讼民主。三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定罪，检察机关退卷，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起诉后检察机关撤诉，再起诉。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不仅使有关当事人长期陷入讼累，而且牵扯了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另一种观点认为，疑罪应当按疑罪处理，即既不定为有罪，也不定为无罪，应当定为疑罪，亦即疑罪从疑。主要理由是：一是疑罪从无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它可能使实际上有罪的人被判决无罪，放纵犯罪分子。对被告人进行处理，应当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事实证明被告人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无法证明也无法排除被告人有罪就是疑罪。疑罪与有罪，无罪是不同的，既不能简单地并入有罪，也不能简单地并入无罪。二是疑罪从无，则被告人被判决无罪后，受“一罪不再理”原则的限制，侦查、检察机关通过进一步的侦查获取新的证据之后，将不能再度起诉，不利于打击犯罪。疑罪从疑，还可能保证侦查、检察机关发现新的证据后再度起诉，使案件最终得到正确处理。
（二）对两种观点的分析
综合两种观点，笔者比较赞成第一种观点。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案件发生时间较长，有时甚至好几年，在许多时候，侦查机关即使经过努力，收集证据，但有时很难再显案件客观事实，给处理案件带来了难度。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疑罪从无原则，并规定了对疑难案件的具体处理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就是说，对于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则采取疑罪从无的原则。疑罪从无，是重视人权保障的必然选择，而疑罪从疑，不仅使案件处于长期悬疑状态，不能及时处断，增加诉讼成本，更重要的是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相悖。这种处理案件的方法容易造成对无辜者人身权利的损害，实际上是对法律秩序的破坏。由于这种破坏是行使司法权造成的，它给受害人及公众心理造成的副作用，远远超过具体案件从有罪处理达到的对犯罪人惩罚所追求的利益。据此，疑罪从无原则，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保障，而且也是对可能涉讼的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普遍保障。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保障。
（三）确立疑罪从无原则的意义
一是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实现了对“疑案”的推定与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统一。举证责任的理论，其主要的意义在于案件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时，法官可根据举证责任理论，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责任。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看，刑事诉讼上的举证责任，主要由控诉机关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当然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少数罪行例外）。由此，当控诉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应由控诉机关承担败诉的责任。被告人可在案件事实真相真伪不明时胜诉，获得无罪的宣判。此即疑罪从无的应有之义。
二是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与强大的国家机关相比，被告人显得十分弱小，不仅调查取证的力量不如前者，而且还在于前者掌握着国家强制权。因此，应给予被告人特别的保护。疑罪从无原则正好能起到这一作用。而且疑罪从无原则在给予被告人特别保护的同时，达到了对其他社会成员及整个社会普遍保护的功能，实现了《刑法》的保障功能。
三、疑罪从无原则适用的几种情况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疑罪从无的前提，是因为所收集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我们不能要求每一刑事案件把全部证据一个不漏地全部收集起来，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基本的证据一个也不能缺，因为它是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性证据，缺少基本证据，就可能导致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根据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
（一）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
司法实践中，只有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从形式上可以区分为只有单一被告人的供述和有二个以上共犯的被告人供述两种 。下面分而析之。
1、只有单一被告人供述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的供述，由于种种原因虚假的可能性很大，而被告人供述自身不能证明其本身真实，如果仅凭被告人供述认定被告人有罪，很可能冤枉无辜；同时，一旦被告人翻供，也会使司法机关的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即使是被告人自愿承认有罪，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也不能认定其有罪和处以刑罚。例如被告人孙某盗窃案，孙某供述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李某、张某找他一起到某车站盗窃铁路运输物资，让他负责放风。孙某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该车站一路口放风，这时他看到李某、张某与另外一个驾驶四轮拖拉机的人进入车站盗窃。一个小时后，四轮拖拉机装满赃物离去，被告人孙某在后面追赶，希望能与车同去。在追赶的过程中被告人孙某被公安人员抓获。四轮拖拉机及赃物亦被公安人员扣押。驾驶员仁某供认自己是受雇于李某、张某来拉赃物的，但他并不知道孙某参与盗窃的事；犯罪嫌疑人李某、张某在逃。此案尽管被告人作了有罪供述，且赃物已被扣押。但赃物及仁某的供述均证明不了被告人孙某参与盗窃，应当宣告被告人孙某无罪。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其他证据亦能形成证明链条，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即使被告人不承认犯罪或某种较重的罪，如果其他证据确实充分，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如本案的驾驭员仁某，虽然其供述自己只是一种帮助拉赃物的行为，但由于其到案发现场前已经知道是为别人拉赃物而仍然为之，属于事前有通谋 的情况，对于该起盗窃犯罪实际起到帮助作用，其犯罪行为亦能得到孙某的指认和公安人员现场抓获经过为凭，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因此，对被告人仁某不应当按转移赃物罪处理，而应当按照盗窃共犯处理。
2、共犯口供一致的情况
在英美法系中，只要有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承认或承担，是可以定罪量刑的。因为被告人如果在法庭开始审判时自认犯罪，则基于当事人可以处分其利益的原则，应视为被告人对争议事实已经自认，从而法院可以据以定案，不必再调查证据。
对此，在我国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的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量刑。有的则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有的则认为“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针对英美法系中只要有被告人的自白或自认就可能定罪量刑这种诉讼方式而言的，其立法原意是说在只有单一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对法律规范，不能随意曲解，而应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第46条的立法精神，体现了法律对口供作为证据的价值评断，即被告人供述尽管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但对于认定被告人本人或共犯是否有罪来说，则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价值，要认定有罪，必须有口供以处的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能人为地把被告人供述这一整体肢解，拆分成单个被告人供述和共同被告人供述。共同犯罪由于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共同性，决定了共同被告人供述的牵连性，供述内容仍然是以被告人的身份出现的，其证据价值也是对涉嫌的共同犯罪事实有证明作用。因此，共同被告人的供述不具有独立的相互证明性，不能用某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来审查同一案件中另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确实，也不能简单地以若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机械相加表明某一案件的证据已经达到充分的程度。“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里的“被告人”并没有规定是一名被告人的供述。实际上，多名与一名被告人的供述没有什么区别，应当同样对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当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没有否定被告人供述作用的意思，这里只是针对共同犯罪者供述进行的分析，如果是非共犯的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如一并审理的行贿与受贿，传授犯罪方法罪的被告人与用传授的犯罪方法犯罪的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是既非共犯也非同案但犯罪事实有关联的被告人的供述，如徇私舞弊类犯罪的原案与被告人的供述等，笔者是赞成此类被告人口供的证明力的。
（二）被告人不供述，证据不能形成证明链条的情形
这种情况也可分为两种情况，即被告人一直不供述和被告人曾经供述，但在审理阶段翻供。
1、被告人不供述的情况
之所以对这种情况单独列出，是因为我国尚有部分法官持有“唯口供论”的观点。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人物，案件的结果如何，与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决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具有真实性与虚假性并存，往往是真假混杂。不能把口供看成是最可靠的证据，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供述，定罪的证据就确实充分；没有口供，定罪的证据就有缺陷、有疑问、不可靠。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要求或称为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第一、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第二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第三，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第四，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 一切案件都应该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有疑处，就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去处理。例如被告人李某供述其用三唑伦麻醉抢劫他人的方法是犯罪嫌疑人郑某传授的，其抢劫后还将赃物的一部分给了郑某。经公安人员搜查，在被告人郑某的住处查获三唑伦一瓶，赃物金项链一条，但被告人郑某辩解自己并没有传授犯罪方法，亦没有参与抢劫，那瓶三唑伦不知是谁放在他家的。此案虽然李某指印郑某向其传授了麻醉抢劫的方法，在郑某住处查获的麻醉药品三唑伦也与李某麻醉抢劫使用的药品一致，郑某处存放的赃物金项链一条证实李某将抢劫的赃物交给了郑某，李某与郑某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物证三唑伦本身并不能证明郑某也实施过麻醉抢劫，更不能得出李某麻醉抢劫的方法就是郑某教唆的；赃物金项链一条证实李某与郑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什么关系并不清楚，亦得不出郑某向李某传授了麻醉抢劫的方法，李某作为回报将赃物给其一部分的结论。在本案犯罪嫌疑人郑某否认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其他证据并没有形成证明链条，即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因此对被告人郑某不能以抢劫共犯或者传授犯罪方法定罪。
2、翻供的情况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了有罪的供述之后又推翻了其全部或部分的供述。翻供在司法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国刑诉法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允许其辩解，允许其推翻自己以前所作的供述和辩解。如何认识翻供问题呢？有些人简单地认为翻供就是不老实，在处理翻供的方法上就是迫使其回到原来的供述上，承认其罪行。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为了防止翻供，事先在固定证据上下功夫，即事先将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做好完整的笔录。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把原来固定的口供拿出来，以说明其态度不老实。这些观点和做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而言，被告人的翻供具有两重性：一是具有对抗性，即为了逃避或减轻罪责而狡辩，干扰诉讼的正常进行；二是具有抗辩性，即正当行使辩护权的表现。正确把握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关系，全面分析证据之间的相互关系，认真分析翻供的理由和原因，才是对待翻供的正确态度。定罪是要以证据为基础的，口供只是证据中的一项，并且是最不稳定和具有两面性的证据，翻供的证据效力就更低，一事供述出两种版本，单就供述本身来看，哪一个版本都已经失去了证据价值。对于该类案件，还是应从其他证据着手，只要其他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就可以定案。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都经过查证属实；据以定案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解决；全案各部分事实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如果公安、检察机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从中得出的关于案件事实的结论是唯一的、排他的，那么，即使被告人在庭审阶段翻供，法院亦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反之，则应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例如被告人肖某放火案，1998年10月31日被告人肖某的哥哥在罗某家与罗某发生口角并被罗某殴打致伤，在疗伤的过程中，罗家起火，损失4000余元。后经举报，公安机关传唤了肖某，肖某承认了放火的事实，在检察机关提审时，肖某对放火之事再度作了供述。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肖某对自大在公安和检察机关所作的两次供述予以了全部否认，称以前的口供是公安人员、检察机关进行逼供、恐吓形成的。本案中，只有被告人肖某在侦查、检察的两次口供是直接证据，在庭审中，被告人还对自己的有罪供述予以了否认。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火灾事故是肖某所为，仅凭被告人肖某的哥可被打，具有犯罪动机，不能认定被告人肖某犯有放火罪。因此，本案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
（三）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收买、欺骗而形成的证据材料没有证据效力
我国刑法诉讼法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的称为合法性原则，是指收集证据必须依法进行，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规定从正反两面对国家专门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作了规定。对于违反合法性原则的取证行为，我国立法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并将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违反合法性规则的事件还是时常发生，出现错捕、错判、甚至错杀的例子举不胜举。对于有人利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我们必须明确，司法机关办案，对非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等于可以违法办案。严格依法收集证据，不仅可以保证案件质量，也是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方面。对于经过查证属实的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即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律不能当作定案的证据使用。
（四）如果本罪不成立，“派生犯”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处理
所谓派生犯，笔者认为是指甲罪的成立，是以乙罪的成立为前提和基础，乙罪即为本罪，甲罪即为派生犯。包庇罪、窝藏赃物罪、徇私枉法罪等等均为派生犯，尽管有的派生犯罪事实清楚，证据也比较充分，单从本罪出发，可以定罪量刑，但由于该类犯罪的派生性质，在本罪没有定罪的情况下，就应按疑罪从无原则处理。例如被告人姜某徇私枉法案，被告人姜某为铁路乘警，检察机关指控其值勤的列车发生了一起4人参与的9万美元的盗窃案后，其在明知犯罪分子的情况下，却不予抓捕将犯罪嫌疑人放走，其行为构成了徇私枉法罪。从证据上看，“9万美元盗窃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有2名承认盗窃美元之事并指认被告人姜某放走了他们，被告人姜某亦作过有罪供述但在庭审中推翻了以前的供述，“盗窃9万美元案件’的赃物去向不明，被害人报案材料由于乘警的“枉法”行为消失，在庭审前，被害人对失窃事实予以了否认。在审理该案前，“盗窃9万美元”的4名犯罪嫌疑人在洛阳、齐齐哈尔等地由于参与其他盗窃已被判刑，但他们被法院认定的的犯罪行为不包括参与盗窃9万美元的犯罪事实。如何认定被告人姜某的徇私枉法行为？徇私枉法罪作为派出犯，它成立的前提应当是徇私枉法的对象已经构成了犯罪并得到确认。本案中，姜某“徇私枉法”的对象4名犯罪嫌疑人均是因为其他盗窃行为被定罪量刑，检察机关指控姜某犯徇私枉法罪的基础——“9万美元 盗窃”的盗窃事实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定。对于被告人姜某来说，徇什么“私”、枉什么“法”已经失去根基。审理派生案件，不能要求承办法官先推定本罪成立，再认定派生犯成立。本罪应当在审理派生犯之前予以落实。就本案来讲，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9万美元盗窃案”的成立，即使“9万美元盗窃案”的证据确实、充分，如果在审理姜某徇私枉罪之前没有得到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审理派出犯的法官也不能得出本罪推定成立，进而派生犯就成立的结论。这是因为，根据不控不理原则，不能让法官审理案件的同时，将没有并案的其他犯罪事实予以确认，进而推论派出犯罪事实的成立。因此本案对被告人姜某只能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判决，亦即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四、结语
当然，疑罪从无的情况有许多，如只能靠间接证据证实的案件，间接证据因缺少某一环节不能构成证据体系；关系到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性证据间有矛盾，未能排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构成要件的案件，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等。这需要审判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灵活加以运用。正确处理疑罪从无问题，亦即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问题，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忠实于法律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特别是审查判断证据，作为法官的基本功，一定要熟练掌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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