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

法国司法改革与法官教育培训制度(下)
王世民　　杨永波马幼宁　　彭永和

　　在法国，由于法官职业的重要地位，事关法官素质高低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受到了格外的青睐。据统计，仅1974年至1995年21年间，有关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法兰西共和国就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先后颁布了16项法令。国家法律建立了法官教育培训的基本框架，健全了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强调了法官教育培训的特殊意义，有力地推动了此项工作的全面开展。
　　法国的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基础教育、继续教育、法律文化传播教育。三者既互相独立又互相渗透，构成了科学、完整的法官教育培训体系。
一、法官基础教育—步入法官职业前的教育
　　法官基础教育，是指担任法官前所必须接受的一段专门职业教育培训。法国目前在岗的6558名法官，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均在历史上接受过这样的培训，先培训后上岗，培训不合格不得上岗。
　　(一)法官基础教育机构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是国家的法官基础教育机构，所有法官都诞生于该所学校，是名符其实的“法官摇篮”。同时，国家法官学院也是法国法官继续教育和法官文化传播教育的规划部门和实施主体。
　　鉴于法官教育培训的重要作用，法国并没有简单地把国家法官学院定位在事业单位的办学实体，而是从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特殊性和有利于法官教育培训工作的发展出发，在主体上把国家法官学院规定为国家行政机构，同时，赋予教育事业单位的办学职能。根据法国1970年7月10日发布的70—613号国家法令：“国家法官学院，系国家的行政机构，由行政理事会和一位校长负责管理。”
　　行政理事会是国家法官学院的权力机构，由19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既有国家司法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也有学校的教师及学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包括最高法院院长或副院长、最高法院的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司法部法律事务司司长或他的代表、行政事务总督或他的代表。
　　国家法官学院校长，由司法部长提名，由国会通过法定的程序与形式予以任命。
　　依照法律，法国国家法官学院具有国家行政机构和教育事业单位的双重性质。其办学经费的来源也具有双重保障机制。一方面，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学校经费主要由法兰西共和国国会直接审批拨付。另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法官学院还可以发挥事业单位的优势，接受以下六个方面的经费补充：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酬金；社会团体提供的基金；社会的捐赠及遗赠；转让财产的收入；财产的直接收入；贷款等。
　　(二)通过会考招收见习法官
　　法国国家法官学院每年招收的学员进校后为见习法官。招收学员的数量以全国法官前一年的缺岗数、退休数为基本额度，具体招生数额由国家司法部予以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国家法官学院通过国家每年举办的“一、二、三级”会考公开向社会招收学员。分级会考的宗旨是根据考生不同的社会资历及年龄条件等实行有区别、有侧重的入学测试。会考招生的组织形式、纪律规定、口、笔试会考科目和阅卷方式由司法部长征求国家法官学院行政理事会的意见后确定。考生知识水平及业务能力的考核评价由会考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有以下五名成员组成：1名最高法院法官任主席；2名大学教授；1名高等教育部部长的代表；1名公共事务部部长的代表。各级会考均分初试与复试两部分。鉴于报考国家法官学院的学员，必须先行具备大学毕业的学历条件及法律专业知识条件，会考不再测试一般的法律专业知识，而是重点考核考生应用法律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通过会考被择优录取进入国家法官学院学习的学员，均为实习法官(助理办案员)，可以协助在职法官审理案件，但对判决的确定没有表决权。
　　(三)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
　　法官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法官，所以其教学不是一般的法律讲授，而是教育学员掌握审判专业技能，提高办案能力与水平，提高职业素养。国家法官学院的基础教育注重发展双重技术培训：一是司法各岗位职能及方法论的培训，二是与司法工作有关的业务范围和技术的培训。通过第一种培训，使学员剖析具体案例和法律文书，逐步掌握普通法官、专业法官和检察官的不同职能。通过第二种培训，使学员掌握法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以及交谈、联络、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基本内容。同时辅导学员熟悉他们的工作环境，了解并促进与律师、警察、行政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合作关系。基础教育还注重通过一定的调查，向学员剖析司法诉讼的复杂性，努力开拓学员对社会的观察视野，使他们熟悉司法工作的严格要求，明确司法工作的根本原则和道义准则，充分认识司法判决的社会影响，全面提高学员的思想、道德、文化业务水准。
　　(四)基础教育的教学计划与实施
　　国家法官学院基础教育共两年半(31个月)时间，分两大阶段。教育方式原则上不采用刻板的学院式教育方式，而注重在实践部门的实习、考查等实践活动，即使是在校的理论学习，其教学方式也主要采用报告会和小组研讨等方式。
　　基础教育的第一阶段为25个月，为围绕司法组织和法官条例进行的多学科型的普通教育培训。具体包括：1?三个月在企业、行政机关等司法机构以外的单位实习，目的在于站在社会角度重审法官的职业并理解其职责要求，同时增进对社会的认识。2?七个月在法官学院内部的学习，主要对学员就有关司法技能、业务知识及合作部门的业务知识进行培训。3?在法院实习并帮助办案十四个月。在法院实习阶段，学员还应有两个月左右时间在监狱、警察局、律师事务所实习，担任监所教育辅导员、副监狱长、出庭辩护的实习律师等。
　　在第一阶段教育培训结束后，学员应返回学院接受考核，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研究活动，进一步消化实习成果，总结办案经验。
　　基础教育的第二阶段为5个月，被称之为专业化的教学阶段，也是为即将担任法官职务做准备的最后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学员继续在法院系统实习，并从事预审法官、少年法官、一审法官、二审法官、执行法官等法官岗位之一的辅助办案工作。在这个阶段，教育培训努力实现技能与实践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五)基础教育考核
　　经过入学会考进入国家法官学院参加基础教育的学员，并不可能当然地取得毕业资格而就任法官。在历时两年的学习中，他们要接受学院及实习单位的双重考核。来自任何一方的否定评价都将使学员受到淘汰。考核包括理论考核、实践考核和纪律考核。事实上，每届学员总有1－2名最终被淘汰。而每年总有4－5名学员因考核不合格而重新参加司法技能的实习。
二、法官继续教育—全员性的法官终身教育
　　法国法官的继续教育，是指在职法官定期接受的以提高技能、更新知识为目标的教育培训。可称之为岗位培训。相比法官基础教育而言，法官继续教育起步稍晚。但七十年代以后，法官继续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占法官总数98％的法官参加了不同类型与主题的继续教育。法国法官的继续教育已作为基础教育的延续，伴随着法官的整个职业生涯，使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不断提高审理各类案件的业务水平。
　　(一)规范的继续教育制度
　　继续教育既是法官的权利，更是法官的义务。法国试图通过让法官接受继续教育，确保法官文化专业素养适应时代发展，实现法官办案的科学、公正、合理。1970年国家70－642号法令把法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写进了《法官条例》，确定国家法官学院除负责法官的基础教育外，同时负责保证在职法官的继续教育。1992年国家92－189号法令通过的《法院组织法》确认“任何法官每年至少应有5天的培训期。”“法官参加继续培训的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同时法院的正常工作不得受到影响。”
　　由于得到法律的保证，几十年来，法国法官继续教育制度规范、有序地向前发展。国家法官学院行政理事会根据校长建议制定多种形式继续培训法官的年度计划。这一计划下发至各级法院。每年九月，每个法官都能收到一份来年的全国法官培训计划。计划中写明培训活动内容、日期、对象、名额及报名办法。每个法官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国家法官学院的安排，自主选择每年的受训时间与受训内容。经过各法院院长对本院所辖法官的培训要求综合审查后，按照轻重缓急的不同需要，依次排出受训法官计划表，交给国家法官学院，由国家法官学院负责实施。
　　为确保法官素质符合国家要求，考虑到法官接受继续教育的特殊重要意义，法国国家司法部与人事部等有关部门联合签署文件规定，法官参加继续培训实行《个人培训卡》制度，其培训情况归入国家永久档案。《培训卡》记载每位法官每年是否依法接受培训教育，培训的成绩与表现等内容。《培训卡》由法官本人持有，由国家法官学院在全国联网管理。
　　(二)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
　　法国传统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是由国家法官学院单独规划并组织实施的。由于正规化、全员性的法官继续教育任务繁重，各地法官培训又有其特殊要求，法官继续教育的权力自八十年代末有所下放。1989年10月15日及11月6日国家司法部的两个通知规定：继续培训的部分权利下放到上诉法院。
　　现行的法国法官继续教育制度，实行由国家法官学院举办的全国性的集中培训与由各上诉法院举办的分散培训相结合的两级培训体制。事实上，分散培训是全国集中培训的重要补充。
　　依照1972年5月4日国家72－355号法令第51－2条规定，“每个上诉法院必须组成一个法官分散继续培训委员会，由上诉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共同主持，1名授权负责继续培训的法官兼任秘书。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及其职能，由国家司法部长签令批准。”该委员会讨论、确定由委员会秘书提出的分散培训计划，并上报国家法官学院，由国家法官学院审核、评价，对其中列入正式培训计划的，由国家法官学院行政理事会拔给该上诉法院分散继续培训的经费。
　　分散培训具有集中培训所不具有的特点。这种培训离工作单位近，培训期短，专业性强，反映了基层法官的愿望。分散继续培训还能使法官有机会在当地同一些经常合作的律师及其他司法界人士、行政官员等共同研讨法律与社会问题。其灵活性及务实性受到广泛欢迎。
　　(三)继续教育培训方式
　　法国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针对成人教育的特点，考虑到法官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专业基础以及法官的职业素养需要，采用的继续教育培训方式不同于经院式的古板授课方式，而是生动活泼，切合培训对象，富有职业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培训方式、方法。
　　1?“讨论会”方式。主要是对规定的有关主题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会主持人的领导人开展以下活动：报告会，与会者和报告人展开辩论，有时也集体参加一些实践活动。培训期限一般为五天。
　　2?“周期培训”方式。主要是以小组为形式，分成若干次进行培训。期限：半年内分几次进行，每次2－3天。
　　3?“讨论日”方式。主要是配合法制改革或学习新的知识进行“一日讨论”活动。这种方式直接了当，解决问题，属于就近便利的分散培训的一种。
　　4?“会见活动”方式。主要是安排法官与司法界其他同行，如律师、警官等，以及政府官员、心理学家、法学家、金融专家等的直接对话，目的是让法官和其他业务部门交换看法。期限一般为1－3天。
　　5?“现场培训活动”方式。在一位法官学院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法官们围绕学校确定的主题观摹其他法官的审判活动，并尝试展开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互相启发借鉴，促使参加活动的法官发挥创造性，增进业务知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期限长短不同。
　　6?“实习”方式。由法官学院组织法官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或私营机构进行集体实习或个人实习。期限：3至5天。
　　7?“研究会”方式。主要是采取恳谈的方式由与会法官们共同研究某一个或几个司法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期限无固定要求。
三、法律文化传播教育—法官教育国际化
　　法国有关法官的法律文化传播教育，是指法官教育的国际化，主要是指向其他国家的法官传播本国的法律文化，介绍本国的司法制度，同时也包括派出本国法官到他国进修培训。法国此项教育的主要机构是法国国家法官学院。
　　在本文上篇中我们已经提到，法国司法制度具有悠久历史，是典型、完善的大陆法系制度。与此相关，法国的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在欧洲、非洲、澳洲乃至美洲都是颇受赞许的。也正因为如此，法国十分注重法律文化传播教育，把本民族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视为世界文化财富，努力实现文化共享。有关法官的法律文化传播教育，已成为与法官基础教育、法官继续教育并重的第三大教育，共同构成法国法官教育制度的有机整体。
　　(一)法律文化传播教育地区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