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作出某种判定的要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且能够界定。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既出现了较为复杂多样的诉讼请求如递补型诉讼请求，也出现了诉讼请求列置不当需法官释明等情况。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定的空白和争议。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对这些疑难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一、如何理解递补型诉讼请求

一般情形下，诉讼请求的列置只要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符合汉语语法及修辞、符合法律逻辑、指向具体且明确，即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但是，在丰富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因同一基础事实主张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并不能只通过一个诉讼就解决其诉争问题，而需要多次相互关联的诉讼，才能获得其起诉时希望得到的裁判结果。延伸到立案及审判实践中，则会出现在一个诉中提出多个诉讼请求的现象，或当事人就其主张的相同事实与理由，提出顺位的或互相排斥的请求，当前一请求被支持或驳回时，请求法院就后一请求进行审理。由此，审判实务及民事诉讼法理论界出现了对递补型诉讼请求的探讨。递补型诉讼请求又分为递进型的诉讼请求和替补型的诉讼请求两种情况。


（一）关于递进型诉讼请求

递进型的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基于一个生活事实，提出要求对方给付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讼风险，或原告在被告答辩后发现被告就给付请求的原因关系也予以否认的，原告可以在要求给付的同时，提出确认之诉，请求法院在支持其确认之诉后，继续审理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呈现递进的关系，互不排斥，前一诉请得到支持，后一诉请方得以继续审理。

对于这样的诉讼请求，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主流观点认为，确认之诉无须单独提起，只要在诉讼中形成争议即可成为裁判对象，或者，诉讼请求可以列置为递进式的“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特别是，因为确认合同的效力是解决合同纠纷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即便当事人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应先对合同效力依法审理并确认。并且，当事人也可以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同时，提出其他请求事项。


（二）关于替补型诉讼请求

替补型诉讼请求，是指两个诉讼请求呈现出“或”的关系，互相排斥且有主次之分，只有在第一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法院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又称预备合并之诉，第一诉讼请求称之为主位请求，第二诉讼请求称之为预备请求。

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当事人能否提起该类诉讼请求作出明确规定。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遇到该种提起诉讼请求的方式时，通常会要求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不允许出现“或”字样，主要目的是为防止诉讼外的将来事实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将造成诉讼处于长久不定的状态。但是，随着对民事诉讼法理论及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的探讨，有观点认为，预备合并之诉中的预备请求是以诉讼内的主位请求支持与否为条件的，其是可以掌控的，不会使预备请求的法律效果长久处于未定状态。因此，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允许带有“或”字样的诉讼请求出现在起诉状当中，但对具体如何把握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问题仍处于空白状态。

笔者认为，替补型诉讼请求虽然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请求，但系基于同一基础事实而产生，且均系当事人为实现其基于同一基础事实的实体权利诉求而提出的诉讼请求。如果不允许当事人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当事人的第一诉讼请求败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需要重新提起诉讼。而每个案件单独计算的审理期限和诉讼费用，无疑将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难度。更进一步的是，当事人即便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最终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其来讲实际意义已经减损；并且，法院基于同一基础事实发生多次诉讼，并分别作出多次判决，当事人需要理顺法院多次裁判的关系，才能得出最终的判决结果，给当事人理解法院裁判增加了难度，进而影响法院的审判效率，影响法院的裁判权威。因此，笔者认为，适度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是立法和司法发展的方向之一。

但是，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绝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其还需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提出替补型诉讼请求吗？应在何种阶段提出？二是当事人提出该类诉讼请求应该如何收取诉讼费用？三是法院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后，应如何作出裁判？四是一审法院裁判后，当事人应如何提出上诉？

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初步认为，基于替补型诉讼请求产生于同一基础事实且请求有主次先后之分的特征，当事人仅有在因一个基础事实产生争议并有可供选择的实体请求权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该类诉讼请求，且为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司法权威、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应该在起诉之初即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对于该类诉讼请求，法院可考虑根据诉讼标的或诉请内容，酌情收取诉讼费用，不宜简单仅收取第一诉讼请求应缴纳的诉讼费用，也不宜简单将第一诉讼请求和第二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诉讼费用相加得出该案应收诉讼费用；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首先审理第一诉讼请求，只有在不予支持第一诉讼请求时，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在裁判中明确支持或不予支持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之所以将第一诉讼请求置首，是因为其综合法律及经济因素考虑后选择的更希望法院支持的请求，因此，一审裁判后，只要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原告均可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此外，递补型诉讼请求整体制度的构建还需与起诉制度、诉讼及答辩程序、中间裁判制度、法官释明权等多项现有或可能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相配合，同时也与当事人诉讼能力、法律服务普及度等诸多因素相关。将递补型诉讼请求纳入民事起诉时的具体的诉讼请求调整范畴，尚需更为充分的论证和扎实的制度基础。


二、如何把握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是整个审理和裁判的核心，具体的诉讼请求看似容易把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不能要求当事人法律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作为以请求权为基础表现出来的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需要法官行使释明权对列置不当的诉讼请求进行调整或变更。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时间既可以在立案前，如立案审查时发现当事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行使释明权请当事人调整或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在立案后实体审理中，如法官在实体审判中发现当事人诉讼请求存在问题时，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对于实体审理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体现了：第一，诉讼请求的列置取决于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如在审理中发现当事人起诉的合同性质并非其所主张的合同性质，进而会对合同约定的效力及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产生影响，则法官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同样会决定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内容，如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主张对方违约应给付违约金，但经法院审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效力，则法官亦应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如果坚持不予变更，将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存在被泛化理解的现象，即法官并非以上述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为由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根据实际审理及裁判执行的难度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因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公寓房屋的具体房号、楼层、朝向等具体信息，仅约定买方购买该公寓居住面积的40%，买方起诉要求分割房产存在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的问题。经审理，法官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在此情形下，原告将考虑：实体上，按照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应该也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程序上，该情形下变更诉讼请求应否受变更需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的规定；原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何者更能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能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变更诉讼请求后可能增加且需原告补交的诉讼费用是否有能力承担。在该种情形下，原告具有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选择权，原告不予变更的，也不必然承担败诉的风险，但可能面临其他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变更诉讼请求，但对于变更诉讼请求提起的时间、如何变更、原告会否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等问题尚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也缺乏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支持。如果要将法官在疑难案件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落到实处，尚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总结。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入世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对策思考

余新荣 林书设　邱光和

【内容提要】文稿对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和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五条对策。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 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代理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起诉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五）做好各种预防犯罪工作
“入世”后，经侦部门的工作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打防并举上，面对国内外人、财、物流动空间的扩大，流动方式多样化、便捷化的态势，要求我们对重点环节和领域必须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防范机制，防止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经侦等有关部门要经常深入各企事业单位，加强法制宣传和防范犯罪技能方面的教育，特别要开展法律、法规咨询，以及反欺诈和守法经营教育，提高企事业工作人员的防范水平。经侦部门还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两个经侦掩护性企业，确保地方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作者系大田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　侦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