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政府


广州市技术市场管理规定
广州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技术市场管理，保障技术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技术市场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中介、入股、承包、引进、出口等。
技术交易的形式是指技术交易会、招标会、洽淡会、信息发布会、拍卖会以及常设技术市场和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等。
第四条 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称市科委）是本市技术市场主管部门。广州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监督本规定的实施。
市属各区、县（市）应建立技术市场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管理本地区技术市场的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市）技术市场管理机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检查落实有关技术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审核技术贸易经营机构；
（三）市科委负责全市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和技术市场的统计分析；建立全市技术市场网络，组织、调查、研究和交流信息；
（四）组织协调、监督管理技术贸易活动；
（五）组织协调技术商品价格的评估工作；
（六）负责对从事技术市场活动（包括经营、管理人员、技术经纪人等）人员的培训、考核；
（七）表彰、奖励对管理技术市场和从事技术贸易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技术贸易中的违法活动；
（八）技术市场的其它宏观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技术市场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对技术贸易机构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
（二）监督、检查技术合同，确认无效技术合同，维护技术市场秩序；
（三）依法查处技术贸易中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
第七条 税务、财政、审计、金融、物价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做好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技术贸易机构的条件和审批登记
第八条 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技术，都可以作为商品进入技术市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禁止的，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技术，不得进入技术市场。涉及国家秘密、安全和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技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建立独立的技术贸易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主管部门或市政府认可的有关部门批准的文件和章程；
（二）有符合规定的机构名称；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技术设施及条件；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并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金；
（五）有与经营规模和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六）有明确并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七）有健全的财会制度，能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编制会计报表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八）提供法人代表任命书。
建立非独立的技术贸易机构，除具备前款（一）至（六）项规定条件外，还须有开办单位法人代表的授权，并由开办单位提供经济担保。
第十条 科技人员集资创办没有行政主管部门的集体所有制民办科技机构，其集资创办的科技机构的协议须经公证部门公证，集资者并应推荐该科研机构的法人代表，在具备经营场所和国家规定的注册资金，经所在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合格，并到当地工商局申请办理注册
登记后，即可以从事技术贸易活动。
第十一条 市属以上单位成立的技术贸易机构，须向市科委申请，区、县（市）属单位的，向区、县（市）科委申请，经审核，取得技术贸易机构合格通知书后，依权限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和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
第十二条 举办全市综合性的技术交易会，应经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并到市科委领取技术交易会申请登记表，办理审批手续，持批准通知书到市工商局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举行。
第十三条 对技术贸易机构的审核，可收取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科委会同市物价局制定。

第三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十四条 技术贸易实行合同制，从事技术贸易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诚实信用和有利科技进步的原则，依法订立书面合同，并使用国家或本市统一的技术合同文本。
技术商品的价格，由交易各方约定。
第十五条 技术合同实行认定登记制度。技术合同签订后三十天内必须到市科委设置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认定登记。
第十六条 经认定登记后的技术合同，享受信贷、税收和奖励方面的优惠政策。未经认定登记和未予登记的技术合同，不得享受技术市场的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应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认定登记。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收费标准，按物价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技术合同的鉴证或公证采取自愿原则。重大的技术合同，当事人可到市科委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鉴证，也可以到公证机关申请公证。鉴证或公证技术合同的收费，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技术市场的统计应做到准确、及时。
第二十条 发生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技术合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当事人一方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合同仲裁机构仲裁决定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任何一方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章 技术贸易财税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支付的技术转让费，应按财务管理规定进行列支。
事业单位支付的技术交易费，在包干事业费或预算外收入中列支。
第二十二条 各项技术贸易活动所取得的技术性收入，按下列范围可向税务部门申请享受税收优惠：
（一）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其它事业单位，免征所得税；
（二）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年技术性收入不超过五十万元的，免征所得税，超过部分依法纳税；
（三）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技术性收入暂免征营业税。
第二十三条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其它事业单位，可从创办、承包企业和经济技术实体的纯收入中提取10％至20％作为当事人的津贴和奖励；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的，可在纯收入中提取20％至30％作为当事人的津贴和奖励，奖励金额均不计入单位
奖金总额。
第二十四条 技术买方通过技术贸易而引进吸收新技术、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开发新产品，可以从新增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奖励费用，奖励有直接贡献的人员，不计入单位的奖金总额。
第二十五条 凡持有专利技术和技术成果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外地专业技术人员）经批准在本市新开办民办科技机构，自开办之日起两年免征所得税，两年后纳税仍有困难的，经税务部门批准，可再给予减免所得税照顾。对民办科研单位中试和研制的新产品，可按新产品规定给予免
税优惠。
第二十六条 技术中介方的“技术中介”收入享受技术卖方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 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不侵犯本单位技术经济权益的前提下，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决窍兼职，从事技术服务，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攻关、技术承包、技术开发以及其它技术性工作，所取得技术成果，可记入本人的业务考核档案，并可申报科技成果奖励
。
科技人员在本职工作时间内兼职，可在取得的科研成果所创纯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作为个人的报酬。业余兼职收入全部归已，按规定计征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促进技术成果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或加强技术市场管理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科学技术委员会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九条 对无证照经营、非法转让技术、非法垄断技术、剽窃他人技术成果或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对违法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有关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或起诉。
第三十条 技术市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合同登记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专利和涉外技术贸易，按国家有关专利和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广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日发布的《广州市技术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3年8月24日
略论立案监督的制度保障

赵景川 　　顾苗
（安徽大学法学院 合肥 230039）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立案监督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提出了改革和重构立案监督保障机制的主张。作者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立案监督保障机制的现状及成因，指出其不足之处，并认为立法的缺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接着作者提出了改革和重构的思路：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保障，立法应明确建立四层相应制裁措施，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保障在保留目前这种内部监督的前提下，创设检察审查会制度，实现监督目的。
关键词：立案监督；制度保障；检察审查会
Discussion on safeguards of supervision over placing cases on file
Zhao jingchuan 　gu miao
(the school of law,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bstract: Directing against the predicament of supervision over placing cases on file in practice,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its safeguards should be reformed and rebuild. At firs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afeguards of supervision over placing cases on file in our country now, points out its weakness, and thinks that legis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Secondly, the author raises his thinking: to public security organization, legislation should establish sanctionative measures at four layers;to procuratorial organization, legislation should reserve the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create examinational committee to achieve supervision over placing cases on file.
Key words: supervision over placing cases on file; systematic safeguard; examinational committee

有人类历史以来，监督一直是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因此立案监督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也应运而生，但与其他诉讼监督制度相比，该制度的设计仓促而又粗略。“法的生命在于它的实施”[2]，立案监督制度要想在刑事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良好的制度设计必不可少，显然当前的制度设计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国的不少学者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即立案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怎样去建立？如何去运行？笔者在本文中试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立案监督制度保障机制的司法现状及成因
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立案监督工作总显得力不从心，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的约束手段，立案机关可以随意地将监督机关的监督活动抛在一边。通过下面这组数字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事实：刑事诉讼法修改三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立案监督案件33960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29233件，公安机关接到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主动立案8883件，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通知立案16102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15746件。[3]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于立案监督制度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从根本上讲，这是立法规定的缺失造成的：
（一） 刑事诉讼法第87条建立了对公安机关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但这只
是一条原则性、笼统性的规定，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定。虽然而后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其程序规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补充，但我们应当看到，刑事诉讼法第87条及相关规定均是“柔性规定”，都只规定，“人民检察院有询问不立案理由和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权力，公安机关应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和执行人民检察院的立案通知”。而对于公安机关拒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和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立案通知的行为如何处理，立法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即对公安机关没有绝对的适用效力。而从理论上讲监督的重要特点是高度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因而缺乏强制力保障的监督只能徒具虚名，实际效果不得而知。立法对此的回避态度使得公安机关有了对抗立案监督的一块“挡箭牌”，也阻碍了立案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行。在此情况下，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往往通过以下措施解决与公安机关之间产生的冲突：（！）建立特别的工作制度，如立案监督协调机制，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与沟通。发现监督线索后，自己先进行初查核实，再通知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尽量避免公安机关产生抵触心理；（！！）通过有关政府部门，主要是政法部门进行协调，保证立案监督的实现；（！！！）积极争取人大的支持，必要时报请人大个案监督，对公安机关拒不执行人民检察院通知的行为，由人大敦促公安机关及时执行。但缺乏法律依据的上述做法总是困难重重，而且实践也证明了它的不足之处：（！）这些做法效力或者十分有限，或者适用范围不广，而且即使达到监督目的也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有违诉讼效率原则；（！！）由于监督手段仅仅局限于“纠正违法通知书”、“司法建议”之类，削弱了监督手段的强制力，最终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或者“不了了之”，或者以“下不为例”告终，立案监督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
（二）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
查逮捕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 可以确定我国已经确立了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制度。而且依照该规定，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工作的监督主体是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批捕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笔者对此规定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即人民检察院内部的工作制度是检察长负责制，因此现行的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实际上是同一检察长领导下的两个部门之间的监督活动，而且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检察长手里，这就可能出现以下问题：检察长刚刚根据自侦部门的材料做出不立案决定，审查批捕部门或审查起诉部门又拿同样（或基本相同）的材料要求检察长做出立案决定，这就使检察长陷入两难境地，而要求检察长以同样的材料推翻自己刚刚以此做出的决定恐怕有点勉为其难。这样就很可能使立案监督空有形式，无法发挥实际作用；（！！）腐败由内而生，所以虽然会产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人们还是更乐意在一项权力之外设立监督权来实现监督。所以不论制度设计再好，同一机关内的两个部门之间的监督总是一种内部监督，难逃自我监督之嫌，“要求一个人既是监督者，同时又是被监督者，这就是想混淆监督关系”。因此依靠规则确定的监督主体来保障立案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是让人怀疑的。而且即使将监督主体延伸到检察委员会，恐怕也难免这种结果。
因此我国现阶段建立的立案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只能说是非常的不完善，这也是以后对立案监督制度进行完善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 构建立案监督制度保障机制的初步设想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应当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在监督制度方面的一些做法，并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立案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鉴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工作的不同特点，再加上立法上确立了分别不同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其分别进行论述：
（一）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
完善对公安机关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主要就是确立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使其立案监督活动得到强制力的保障。同时应当对人民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活动程序应当做出细致的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如何实行监督，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监督，有哪些发言权，可采取哪些措施等都应是法律应当明确加以规定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确立人民检察院在立案监督的过程中对公安机关违法行为可以采取的制裁措施，笔者以为根据公安机关的相应行为可以建立以下四个层次的对应制裁措施：
（！）对于公安机关在立案过程中的轻微违反程序的行为，如不尊重当事人的权利的行为，相关法律手续办理不健全等，可以予以口头警告，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相关责任人员出具保证书，表示不再犯类似错误之意。
（！！）对于公安机关在立案过程中的较为严重的违反程序的行为，并且导致违法不立案或立案的后果的情形，在保留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权力的基础上，赋予其中止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权力。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自己意见向自己上级部门报告，由上级部门通知公安机关的上级部门督促公安机关纠正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在立案过程的严重违法行为，经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以上相关措施后，仍拒不纠正的，可以向同级监察部门提出建议，由监察部门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处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人大提出个案监督建议，由人大对公安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予以处理。
（！！！！）立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往往同司法腐败问题相关，如不立案或降格为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处理的案件往往与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有关等。这些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人民检察院在监督过程中一旦发现上述线索，必须将其移送有权机关处理，不得姑息处理。
（二） 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制度
完善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牵涉到一个制度重建的问题。因为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当前确立的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只是一种内部监督，或者甚至可以说只是人民检察院内部的一种工作方式，而远非一种作为制度的立案监督。因此，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立案工作的监督制度的重构是必要的，而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就确立了对此种监督制度的较为完善的保障机制。
从根本上讲，决定是否立案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一样都是人民检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而我国立法当前恰恰缺少对人民检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的制度。笔者在此方面较为认可日本刑事起诉制度中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日本的“检察审查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占领军占领日本时创立的，是美国小陪审团或大陪审团观念同日本特点相结合的结果。这项机制的主要职能是对公诉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审查，以确定不起诉决定是否适当，即依靠公众参与控制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故联合力量最高司令部（SCAP）将其描述为“预防检察官不起诉案件的安全装置”。[4]
笔者以为，在保留目前我国人民检察院这种内部监督的前提下，参照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再结合我国特色的陪审制度，创设一种“检察审查会”制度，不失为一种对人民检察院的立案工作进行限制的良好制度设计。但一种制度要想获得较强的生命力，良好的制度设计必不可少，笔者认为，检察审查会的基本构造可以如下：
首先，明确检察审查会成员的产生和组成。笔者以为其成员的遴选途径应当相对严格，在我国采取人大任免的方法较为妥当，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由人大代表兼任，但应当明确其监督与人大对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监督不同；其组成人数结合各地情况，可以为3人以上11人以下单数较为合理。
其次，应当明确检察审查会的性质和相关权力。检察审查会应是非专业性的顾问团体，其任务之一是审查人民检察院不立案决定权（还应包括不起诉决定权等，本文就不作论述）的运用。它经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就可以开始调查程序。（1）遭受犯罪行为损害的人或授权作代理的人可以申请审查会审查，该审查会必须根据这些请求进行调查；（2）根据大多数成员的投票，审查会也可以自行开展调查。检察审查会可以秘密的调查该项请求，可以为审查而传唤证人，询问检察人员，以及征求专家意见。然后，检察审查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提出以下两种建议中的任何一种：不立案决定适当，不立案决定不适当，并向人民检察院提交书面建议。
再次，对于是否赋予检察审查会的书面建议约束力的问题，也即对这种监督制度的保障机制问题。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笔者以为，目前赋予其书面建议约束力弊大于利，原因如下：一旦检察审查会的建议具有约束力，可能使一部分无辜犯罪嫌疑人被迫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虽然通过审判程序可以最终判决被告人无罪，但在我国这个犯罪耻辱感较强的国家，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因此，笔者认为对自侦案件的立案决定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检察院手中，检察审查会的书面建议应当仅具有说服性而没有约束力更为妥当。但并不能因此而说检察审查会的建议毫无意义，我们可以想象，尽管人民检察院享有立案的最终决定权，但无论其权力如何强大和稳定，也没有哪个人民检察院愿意经常遭到人大的质询和传媒的强烈批评，如果他选择不理睬检察审查会的书面建议。这样，检察审查会的控制至少逼迫人民检察院在反对书面建议前多思考两次，因此即使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制度而设立，没有任何法律权力约束人民检察院，它也是可以达到监督目的。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2]（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三年小结［Ｎ］．法制日报，2000－3－21（8）．
[4]（美）马克·D·维斯特．检察审查会：日本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问题的处理［Ｊ］．陈岚译．外国法学研究，1994，
作者简介: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赵景川，男，江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