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促使那些不慎失足的未成年人在重新就学、择业过程中，能够真正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彰显了司法文明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意义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3月17日，媒体刊发新《刑事诉讼法》全文。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该制度一出台，立马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第275条与新刑诉法第266条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原则，挽救方针相符合呼应，直接关系到未成年犯复学，就业和其顺利重返社会的可能性。从制度产生背景和存在意义上来讲，该制度无疑是一个中国司法制度紧随世界潮流而做出的重大进步。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体现了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数情形属于初犯、偶犯、激情犯，其往往是由于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主观恶性较小，经过教育和改造，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比其他罪犯要大的多，所以法律理应对其从宽处罚，《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等情况下免除报告前科的义务。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正是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宽大政策，这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这一制度能让未成年罪犯感受到国家和法律对他给予的道义体恤和人性温暖，从而唤起其发自内心的感动与悔悟，这相比严厉的惩罚更有助于真正达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二）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复学、就业以及保证其顺利回归社会

前科本身也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前科本身附设了一种“一朝为贼，终身为贼”的“标签效应”，使未成年人长期遭受来自司法和社会的负面评价，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为实现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矫治和社会回归的目标束之高阁。将未成年罪犯的犯罪记录封存，有利于弱化其“标签”心理，对今后的学习就业等均不会造成影响，使其重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好地回归社会、防止再犯；有利于其更好的就业、升学和促进家庭亲属关系的和睦。因此在法律上正式确立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让这些“有犯罪前科”的未成年人也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融入社会而不至于受到任何歧视，而这对于很多在未成年时期犯过罪受到法律追究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国际条约的精神。《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简称《北京规则》）第八条规定:“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第二十一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应仅限于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简称《东京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被剥夺自由的少年不应因有关这一身份的任何理由而丧失其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有权享有并与剥夺自由情况相容的公民、经济、政治、社会或文化权利。”第十九条规定:“所有报告包括法律记录、医疗记录和纪律程序记录以及与待遇的形式、内容和细节有关的所有其他文件，均应放入保密的个人档案内……非特许人员不得查阅……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简称《利雅得准则》)第五条d项规定:“维护所有青少年的福利、发展、权利和利益。”其f项规定:“把青少年列为‘离经叛道’、‘违规闹事’或‘行为不端’，往往会助成青少年发展出不良的一贯行为模式。”尽管该文件未明确指出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其认为应当维护所有未成年人的权益和发展，包括未成年犯;如果对未成年犯贴上“不良”、“罪犯”这样的标签，将影响其今后的发展，会迫使其持续的作出不良行为。这实际上就暗示了要平等对待未成年犯，不能对其标签化，其犯罪记录应能够封存或消灭。《公民权利公约》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因此，求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应当要以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为根据，以帮助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回归社会和重新做人为出发和归宿。

【注释】

[1]蔡仕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2]李静雯、朱宏梅：《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思考》

[3]叶越多：《浅析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作者：景县人民检察院监所科 张石坤
人权外交与政治讹诈

2000年9月6日 00:47 郝铁川

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否认这一点。但如同当年罗曼·罗兰曾经感叹的“自由啊自由，多少人假借自由之名来残害自由”那样，我们如今面对西方的人权外交，也同样可以感叹“人权啊人权，多少人假借人权之名来残害人权”。西方国家开口便是“人权高于主权”，闭口则是“人权无国界”，似乎昔日的欧洲宪兵一下子变成了今天的人权卫士，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法治应该使人免于恐惧、免于匮乏，所以它特别注重人的安全权和生存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安全权则无从谈起，“饥寒生盗心”，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也不过是画饼充饥。然而，西方国家最不关心的恰巧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

50多年前，联合国成立时曾把“消除贫困”写进《联合国宪章》，而今天消除贫困依然是一个世纪话题。在过去的15年中，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在减少，60多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以每年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在东欧，如果以每天的收入低于4美元作为贫困的标准，那么这里的穷人数目已从1998年占人口总数的4％增加到了90年代中期的32％。在拉美最富有的1／5的人控制着一半以上的财富；贫富差距在扩大。现在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已从20年前的29个增加到了48个。更令人震惊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在增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在保健服务方面，工业化国家平均每400人就有一位医生，而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00人才有一名医生。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44亿人口中，3／5生活在基本卫生设施匮乏的社区里；1／3没有安全的饮用水；1／4住房不足；1／5营养不良；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

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西方国家是如何作为的呢？第一，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量。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提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达国家亦承诺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但迄今为止不仅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相反还在下降。自1990年以来，全球的援助奖金从每年600多亿美元降到了每年550亿美元，如1993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3％。第二，“嫌贫爱富”式的援助。发达国家援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自己以前的盟国，而不是最穷的国家。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的主要设计者马赫布卜·哈克说：“仍然在过去的阴影的影响下提供援助，世界还没有作出调整以正视冷战后的现实。”海外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说，较为“富有”的受援国每人可得240多美元，而最贫穷国家常常每年得不到1美元。第三，“捆绑式”的援助。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减少了多边援助，而根据政治需要和附加条件增加了双边援助。这些附加条件包括：要求受援国必须从援助国购买产品和服务；实行多党制；货币贬值；开放市场，等等。

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并不热心、真心关注，仅有的一点援助也以有利于本国的利益为前提。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国家所作出的那点援助，说到底也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回更多的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国家十分清楚，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太穷，无力购买他们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利润、赚不到钱，就无法用在发展中国家所发的横财，回到本国推行公共福利政策。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一开始想用商品打开中国市场，没想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比较穷，根本买不起。英国人这才动了歪脑筋，试图用鸦片撬开中国的大门。

所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让你死也死不了，因为你死了，谁来买他的商品？但让你活也活不好，因为你活得好了，他何来幸福？就是要让你不死不活——赖活着，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西方的人权外交，是生意交易，是政治讹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