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发〔2004〕234号



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以下简称《决定》）精神，切实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部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并经第9次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按照《决定》精神和本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具体办法，于2005年3月底前报部备案。









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



为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正确引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节约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格实施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规模

（一）抓紧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各地要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抓紧编制完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统筹安排城乡建设用地的总要求和控制增量、合理布局、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总原则，合理确定小城镇和农村村民点的数量、布局、范围和用地规模。经批准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予以公告。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已确定的村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做好村镇建设规划。

（二）按规划从严控制村镇建设用地。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按规划、有计划地逐步向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应当集中兴建村民住宅小区，防止在城市建设中形成新的“城中村”，避免“二次拆迁”。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村民住宅建设，按照城镇化和集约用地的要求，鼓励集中建设农民新村。在规划撤并的村庄范围内，除危房改造外，停止审批新建、重建、改建住宅。

（三）加强农村宅基地用地计划管理。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应纳入年度计划。省（区、市）在下达给各县（市）用于城乡建设占用农用地的年度计划指标中,可增设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的计划指标。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的计划指标应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新增加的耕地面积挂钩。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新增耕地面积检查、核定后，应在总的年度计划指标中优先分配等量的农用地转用指标用于农民住宅建设。

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各县（市）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不得超计划批地。各县（市）每年年底应将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的计划执行情况报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二、改革和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规范审批程序

（四）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办法。各省（区、市）要适应农民住宅建设的特点，按照严格管理，提高效率，便民利民的原则，改革农村村民建住宅占用农用地的审批办法。各县（市）可根据省（区、市）下达的农村宅基地占用农用地的计划指标和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实际需要，于每年年初一次性向省（区、市）或设区的市、自治州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依法批准后由县（市）按户逐宗批准供应宅基地。

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和未利用土地的，由村、乡（镇）逐级审核，批量报县（市）批准后，由乡（镇）逐宗落实到户。

（五）严格宅基地申请条件。坚决贯彻“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区、市）规定的标准。各地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统一的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和宅基地申请条件。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得批准宅基地。

农村村民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得批准。

（六）规范农村宅基地申请报批程序。农村村民建住宅需要使用宅基地的，应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张榜公布。公布期满无异议的，报经乡（镇）审核后，报县（市）审批。经依法批准的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应及时将审批结果张榜公布。

各地要规范审批行为，健全公开办事制度,提供优质服务。县（市）、乡（镇）要将宅基地申请条件、申报审批程序、审批工作时限、审批权限等相关规定和年度用地计划向社会公告。

（七）健全宅基地管理制度。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要做到“三到场”。即：受理宅基地申请后，要到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等；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村民住宅建成后，要到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各地一律不得在宅基地审批中向农民收取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八）加强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快农村宅基地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做到宅基地土地登记发证到户，内容规范清楚，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农村宅基地的变更登记工作，变更一宗，登记一宗，充分发挥地籍档案资料在宅基地监督管理上的作用，切实保障“一户一宅”法律制度的落实。要依法、及时调处宅基地权属争议，维护社会稳定。

三、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九）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县市和乡（镇）要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与“村村通”工程，科学制定和实施村庄改造、归并村庄整治计划，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努力节约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要按照“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则，按规划、有计划、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

（十）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空心村”和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一户多宅”的调查清理工作。制定消化利用的规划、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力度。农村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住宅，要充分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以及荒坡地、废弃地。凡村内有空闲地、老宅基地未利用的，不得批准占用耕地。利用村内空闲地、老宅基地建住宅的，也必须符合规划。对“一户多宅”和空置住宅，各地要制定激励措施，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凡新建住宅后应退出旧宅基地的，要采取签订合同等措施，确保按期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

（十一）加大对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投入。对农民宅基地占用的耕地，县（市）、乡（镇）应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进行补充。省（区、市）及市、县应从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增加耕地面积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严格执法

（十二）加强土地法制和国策的宣传教育。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土地国策国情和法规政策，提高干部群众遵守土地法律和珍惜土地的意识，增强依法管地用地、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的自觉性。

（十三）严格日常监管制度。各地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动态巡查制度，切实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的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土地违法行为。要重点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农村宅基地的监督管理。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

要强化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机构和职能，充分发挥乡（镇）国土资源管理所在宅基地管理中的作用。积极探索防范土地违法行为的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公开曝光，用典型案例教育群众。